买卖数据成为行业潜规则 是谁在操控收视率？
“专业公司”在操盘
作为国内收视数据的主要提供方，索福瑞的商业模式并不复杂：其在全国拥有5.99万余户样本家庭，通过追踪调查这些样本户的收视行为，来推断全国范围内的电视收视率，并将收视率数据出售给客户，以获取利润。
这意味着，只要能“干扰”索福瑞样本户的收视行为，就能“污染”索福瑞的收视数据，收视率作假由此而来。
《财经》记者通过公开资料检索发现，早在2006年就发生过通过“干扰”样本户“污染”索福瑞收视率的情况。当年，索福瑞在西安地区有300余户样本户家庭，公司技术人员王某在签署了相关保密协议后，仍将工作中了解到的17户样本户信息透露给电视剧制作人任某，任某用每看一集电视剧付20元钱的方法，对上述样本户进行收买，人为干扰索福瑞公司的收视情况，以便从西安电视台获得更高片酬。
历年收视率作假大事记
索福瑞收视率调查流程
前述多位电视剧制作机构有关负责人向《财经》记者透露，收视率作假的手法主要有三种：分别是“干扰样本户”、“窃听和截留数据”、“直接篡改数据”。
第二种手法经索福瑞的技术改进已清除，第三种手法至今未得到案例支持，而最低级的“干扰样本户”屡屡发生。
索福瑞在全国范围内的5.99万余户样本户家庭，分散在全国各省区市，每个地区分配的样本户家庭数量仅几百、上千个，由于样本户数量相对有限，这为作假的不法分子提供了“作案”条件。
索福瑞电视收视率调查网
“即使是样本户数量最多的重庆，当地有1300多样本户，只要能‘干扰’其中的13户，就可以左右当地1％的收视，大多数城市的样本户只有几百个，这就更加容易通过‘干扰’样本户而去左右收视率。” 前述北京一家电视剧制作单位负责人称，控制收视率的成本很低。
索福瑞曾于2010年在北京召开说明会，主动曝光了不法分子获取样本户信息的手段，主要有“跟踪”、“窃听”、“行贿”三种，具体而言是雇用私人侦探、跟踪索福瑞工作人员获知样本用户的家庭住址等信息；从电信部门获悉，或者通过监听索福瑞内部电话的方式，获得样本户信息；高价收买样本用户、对索福瑞工作人员行贿，获得样本户信息。
针对这些“干扰”样本户、“污染”收视率的手段，索福瑞方面希望通过司法途径解决。
2012年，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法院以“侵犯商业秘密罪”，判决了一起干扰样本户影响收视行为的案件。判决书提及的案例显示，2009年下半年开始，潘磊授意其所经营的“杭州缘启文化艺术策划有限公司”员工金丹雯、章岚等人，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取索福瑞在全国76个城市的2514个样本户信息，并安排金丹雯、章岚等人冒充电视台工作人员，通过支付报酬的方式贿赂样本户收看指定电视节目，先后为“成都一套”、“广州新闻”、“广东卫视”、“西安资讯”、“重庆3套”等电视台提高收视率，非法获取人民币共计600余万元。
颇为巧合的是，在上述“侵犯商业秘密罪”判决前夕，时任索福瑞总经理王兰柱离职。有媒体报道称，王兰柱及其家人曾遭遇人身安全威胁，被迫辞职，而被威胁与打击收视率作假有关。
同样是在2012年，中视丰德影视版权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建锋公开举报，揭开收视率作假的一角。当年，王建锋出品的电视剧《大祠堂》在新疆卫视播出，期间不断有公司提出希望与王合作提高收视率。为了让王建锋相信，这家机构不惜对西宁、乌鲁木齐两个城市的收视率做了两次“实验”，收视数据果然大幅飙升，看得他“目瞪口呆”。
王建锋第一时间拿出十几页白纸黑字的“铁证”向索福瑞举报，包括某机构承诺一年只需5000万元便可帮他迈进全国收视十强的证据，最终却未等来索福瑞方面满意的解释。举报之后，《大祠堂》的收视率遭到报复，降到谷底，不仅王自身“受到短信与邮件威胁”，而且企业一度陷入绝境。
上述两起“污染”收视率的案例，均披露出收视率作假是有专门的公司在操盘。
前述北京一家电视剧制作单位负责人称，业内买卖收视率的行话是买卖“资源”。“有人主动来问，你需要资源吗？就是问你是否需要购买收视率。”该人士称，如今都是产业化协作，张三手上掌握了一部分资源，李四和王五手上也有资源，遇到一个大买家，就一起做，赚的钱平分。
知情人士向《财经》记者透露，操控收视率的公司很“专业”，能查到哪些电视剧备案了、哪些已经开机、制片人是谁等等信息。一部剧临近播出之前，制片方常会接到是否需要购买“资源”的电话问询。“一般30万元一集会把收视率做到至少第八名，50万元一集，就会做到前三名。”
重庆一家电视剧制作公司相关负责人称，现在做虚假收视率的“黑势力”非常谨慎，“一是你联系不到对方，一般都是对方主动联系你；二是对方拒绝银行转账，只要现金”。
曾有制作机构相关人士提着1000多万元现金送至不法分子指定的北京某小区，进去后该人士看到极其震撼的一幕：两居室里除了一张床之外，堆满了一捆一捆的现金。“像电影中的抓赃现场一样壮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