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投毒案深度调查：黄国强无法原谅林森浩二审当庭变供
父亲的记忆
林尊耀能叙述清的关于大儿子的日常生活并不多，这一年他的记忆力差了很多，与人交谈时不时出现空白和重复。“经常问完的话，几分钟后又问一遍。”他的弟弟林尊荣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近十年来，林尊耀对林森浩印象最深的片段，就是他暑假回家，帮妈妈从村西将载着沉重废品的小板车推到村东，路中经过练江上的石板拱桥，一个费力前行的上坡，和一个紧抓车把的下坡。“他母亲一想起这个儿子就哭。”林森浩母亲患有类风湿心脏病，因为家人相瞒，她至今不知道儿子已被判处死刑。只知被公安局带走，一切悬而未决。记者采访也被请求不要进入林家，怕记者的言行刺激到林森浩母亲。
离家求学的林森浩一个月往家里打一两个电话，电话听筒落在父亲手里的时间并不多。在这不多的交谈里，这几年最让林尊耀欣喜的消息有三件：保送复旦读研究生；签约广州中山医院工作；还有，拒绝病人的红包。“我跟他说，你做得对，以后做医生起码有点医德，有点良心，他这点做得到，我觉得很欣慰。”
林森浩大概不知道，自己性格中的正直与勇敢，是足以让林尊耀骄傲与欣喜的地方。林森浩描述自己从小到大最高兴的事，就是“自己努力取得成绩，让父母高兴的时候。”
林尊耀也从不知晓，关于儿子在大学里的生活和遭遇。他只知道“林森浩经常是班里的干部。到中山大学，是学术部的部长。到复旦去，他是学生会的副主席什么的。”林尊耀读书时也曾是班级干部，“学生干部”的标签，代表着“聪明”“努力”“同学关系好”，意味着无须父母挂心。
林尊耀很早就希望会念书的林森浩学医，这是铁饭碗，也是一家人的希望。时隔9年，他依然清楚地记得儿子高考总分是781分，他还能清晰叙述填报志愿时林森浩未依据他意见的遗憾：父亲希望儿子报考中山大学临床医学五年制，但是林森浩坚持选择临床医学八年制，之后因分数不够而落到了第二志愿医学影像。
他偶尔想，如果林森浩在中山大学读的是临床医学，会不会就在中山大学直升硕博，而不是去复旦大学。“一个孩子到上海去读书，就这样丢在上海了。”林尊耀害怕儿子再也回不来了。
同样的，黄洋出事后这一年，黄国强的记忆力也越发差了。关于黄洋的记忆他都是断断续续的片段，从不连贯。每晚临睡前，他尝试着为自己拼凑出一个完整的回忆，能想起来的黄洋，都是小时候的样子。比如他反复想起黄洋高中时，他每天早上五点半起床，给晨读的黄洋做早饭，到了六点半，他就喊黄洋吃饭。
2005年黄洋离家到上海上大学，和家里基本保持着一周一次的通话频率，多数也是杨母亲国华在跟儿子唠叨。大学的医学课程，父亲听不懂，儿子也懒得说，默契地避而不谈。彼此间只剩下偶尔问几句生活和身体，“我们知道他时间忙，通话时间长了他也要忙他的事情，都是精简的几句话问了，听了就比较安慰了，他报喜不报忧。”妈妈回忆说。
大概脱离了小城去往大城市，独自求学的男孩子都是这样，黄、林二人都不曾与自己父亲认真交谈，父子间的话题也越来越少。
每年寒假回家，黄洋在家待着的时候也不多，走亲访友，还有两天陪杨国华上街兜兜。少了学习情况这个话题，黄国强和黄洋更没什么可聊的，父子俩坐在24寸电视机前，有一搭没一搭点评着电视节目。除此之外，好像所有的话，黄洋和母亲都说完了。
杨国华独享了太多关于黄洋的记忆，黄国强却无从参与。杨国华在怀孕时候因为备好了许多女孩的衣服，儿时的黄洋常被打扮成姑娘的模样。现在，黄国强只记得那时的黄洋“衣裳都挺鲜艳”的，具体什么模样，要看照片才能想起来。可他“现在也不大去看相片了，看了就伤心”。杨国华则不是，她拉着记者一张张地翻看黄洋小时候的照片，絮叨那些往事。看着说着，她再次哭起来，气喘得厉害，就去拿速效救心丸。
每天早晨傍晚，黄国强和杨国华都要在荣县散步。但现在散步，他们都找清净的小路走，比如山上的水库。荣县很小，走几步就是熟人，他们怕被问起：“黄洋的案子结了么?凶手被惩罚了么?”之后，对方往往忍不住还要感慨一句，“多好的孩子啊!”
如今，黄国强和杨国华尽量避开有关黄洋的话题，一旦挑起，常以“他在美国读书”收尾。美国在哪里?黄国强并不知道，但他心里觉得一旦去了这个富强的大洋彼岸，就很难见面，黄洋也会忙得没什么时间通电话。大概就像现在这样，杳无音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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