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投毒案深度调查：黄国强无法原谅林森浩二审当庭变供

黄洋父亲无法原谅林森浩二审当庭变供，林森浩父亲则害怕二审维持原判。

父亲缺席的成长

　　自贡荣县分成了旧城新城，黄洋家在旧城，离古城街农贸市场不远，这里是一排大杂院旧房改造后的矮楼房。黄家住在一家油米香料铺左侧单元，七十平方米的两室一厅，还有一个小隔间，上世纪90年代风格的简单装修。这栋楼毗邻荣县最热闹的西街，他们从黄洋小学毕业后搬来，一家人在这里住了17年。

　　从外公家搬进楼房的这年，黄国强也才将工作从百里外的内江市简阳县调动回了荣县。黄国强和杨国华从异地恋到婚后分居两地13年，仅通过书信或单位上的电话往来。母亲是黄洋童年时唯一的陪伴，数月返家一趟的黄国强让小黄洋感到生疏：“不许上我妈妈的床，你睡沙发!”

　　1997年黄洋进入初中，黄国强从国有的农业局调到私营的荣县盐厂，盐场在距家一个多小时车程的长山镇，可以每周末回家了。三年后，荣县国企改制，黄国强和杨国华同时下岗。黄国强转去盐厂当无编制的工人，三班倒，只有轮上九天一次的中休才能回家一天。

　　中学时代的黄洋每天晚上7点离家到中学晚自习，9点结束后回家继续读书。碰上父亲回家，互相问好，彼此话都不多。黄国强望子成龙，偶尔坐下来和儿子聊天，都是围绕儿子的学习，除了读书这个话题，父子俩似乎没有什么好多说的。

　　说起自己是中专毕业，黄国强有点不好意思，自己“文化程度不高”，但他坚信读好书、考上好大学，就能改变家庭现状。黄洋一直成绩优秀，从不用父母操心学习，而关于教育方式，都是杨国华一手操办。父子间“谈谈学习的情况”，越来越像固定的日常问候。

　　这些寡淡的相处，让黄国强对儿子的记忆也变得支离破碎。

　　黄国强参加过黄洋几场家长会，从小学到高中的都有，回想起来，他记得每次都挺骄傲：“每一次去开家长会，都说(黄洋)好，都说挺努力的，成绩挺好的。高中初中老师都说过有时候粗心，后来他都改正过来。”

　　林尊耀五个子女中，走得最远的是林森浩，最出息的也是林森浩。

　　林尊耀参加过一次高考。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林尊耀读书时科科优秀，数学拔尖，但高考时“只剩下十天的时间复习”，最终因差三十多分落榜。林尊耀的父母都“没什么文化”，他因担心复习“要交费用，还要脱产”，不愿意再考。由此失去了唯一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如今，林尊耀还会羡慕地谈起以前那些班上成绩比他“差得很远”的同学，考上大学后在外工作，离开了经济逐渐衰退的和平村，他叹口气，“我自己命不好”。

　　改革开放后，林尊耀在当地一家私营的磁带厂做技术人员，妻子开始收废品。“那段时间啊，没有我老婆拼命帮忙，单单能维持生活好一点，不可能建房子什么的。”90年代末，林家用大部分积蓄在宅基地上盖了新房，随后磁带厂倒闭，林尊耀失业，妻子因身体原因，也不再继续收废品，全家靠一间自家屋开辟出的小卖部维持生计。“本来像我这样的家庭，后面的经济收入不是那么好，我还是能撑下去，孩子长大也能找到工作，就不用操心那么多。现在大儿子发生这种事情，整个家里都崩溃了。”林尊耀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潮汕重商，和平镇的教育风气不浓，教育质量也不高，林家却是个例外。林尊耀对读书的寄托更加放在了子女身上。林尊耀觉得那些批评他家庭教育的人都“太恶意”，“说实在话，我孩子相对来说多一些，我两个女儿都是在教书，我两个儿子也是读大学?”话说到这里，林尊耀不知道接下来怎么表达对那些质疑的反驳。

　　沿着中国多数村镇尖子学生的道路，在和平中学读完初中，林森浩高中考进汕头市重点潮阳中学，从此离家求学11年。

　　林森浩读书出色，安静寡言。林尊耀很为这个儿子感到骄傲，“他这个人，心地很好。自从读书，每个学期都是只有老师表扬他。我也是很放心他，他也不想和人家打架吵架。学习也很用功，从来不要我操心。”

　　和黄国强一样，林尊耀若不和儿子聊学习，几乎无话可说。

　　林森浩在一审后接受了《新京报》采访，在表达对父母的歉意时，他说“我和父母之间缺乏如何做人的讨论，我很对不起他们，他们在我身上有一定寄托，因为我念书优秀。我真的对不起父母。”

　　二审现场，林森浩用“空”来定义自己，“我没有价值观”。在总结陈词中，他再一次提到这一点，“当我还在自由世界里的时候，我在思想上是无家可归的。没有价值观，没有原则，无所坚守，无所拒绝。头脑简单的人生活在并不简单的世界里，随波逐流，随风摇摆，兜不住的迷茫。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对我而言，是很不清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