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护权转移“全国首案”追踪 法官们曾坦言压力挺大

　　光靠感情道德不持久

　　“我们的儿童观是滞后的！”姚建龙说，因为父母作为监护人的失职，而导致未成年人受侵害的事件，十多年来重复发生，但他心底觉得，很少有人真正把未成年人保护当回事。

　　他依旧记得，他第一次实在忍不住写评论文章发在网上，是为2011年的“小悦悦事件”。2岁的小悦悦在佛山广佛五金城内，相继被两车碾压，可数分钟内，十多位路人选择路过而不见，最后是一位拾荒者上前施救。

　　姚建龙的观点和第一反应，是“父母作为监护人失职，应当追究责任”，因父母放任2岁的小悦悦在五金城乱走，事发地已经离开家好几条巷道。但是，网络上对姚建龙骂声一片，结果还有很多人给小悦悦的父母捐钱。

　　事发时，姚建龙正在瑞典做学术交流，主题是“儿童福利和少年司法研究”，他干脆把小悦悦事件讲给瑞典的同行听。瑞典人讲了一个案例，让他牢记至今――一对瑞典夫妇带孩子去美国旅行，觉得咖啡馆里空气不好，于是把婴儿放在婴儿车中，留在橱窗外。没想到，所有路过的人都拿出电话报警，警察和儿童保护官很快赶来，带走孩子，抓走父母……

　　近几年，他发现他的观点慢慢被人接受，未成年人保护的位置也越来越重要。他现在常主动去给民政部门讲课，讲“儿童最大利益原则”，讲新闻案例，把一大教室里的各地救助站站长们讲得群情激昂。

　　未成年人保护，光靠感情、靠使命感、靠着道德是不持久的。姚建龙认为很多人一直存在一种“错觉”：家庭、学校、社会、司法；团委、妇联、关工委、民政等部门都在关注未成年人，那应该没有疏漏了。但实际上，“我们至少还缺少一部《儿童福利法》。”姚建龙说，“而未成年人立法上，需要更加精细和专业。”

　　“国家监护”的长宁探索

　　这需要耐心，但探索已经开始了。

　　事出有因。早在2011年，长宁区检察院未成年人案件刑事检察科分析了近三年的办案数据，发现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中，约有73%是因法定监护人不能或未完全尽到监护职责而导致的。

　　他们在未成年人罪犯中做过调查，发现49.5%的孩子认为，“对家庭没有印象”，或者“父母对自己没有亲情”；在父母教育方式上，更有54.7%的孩子的选项，是“父母对其训斥、打骂”。

　　当时，长宁区的检察官们就做了调研报告，提出未成年人应尽最大可能在家庭内进行养育，如果家庭不能保障孩子健康成长，国家应提供必要的援助，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启动“国家监护”程序。

　　那时，“国家监护”对很多人而言，还是个新名词。有人调侃过：“那家长不想管的孩子，都送给国家管？”实际上，这是一种真正尊重未成年人、保护未成年人不受伤害的理念。

　　要实现“国家监护”，显然不是检察院单独能做成的，需要全社会的资源和共同努力。长宁区检察院副检察长叶国平以区政协委员的身份，撰写了《关于长宁区建立涉罪未成年人“阳光观护基地”的建议》，后来又进一步提出，要通过地方立法出台对缺乏监护的未成年人试行国家监护制度。

　　2013年《上海市未成年人保护条例》修订时，经过多方努力，吸纳了“有家没人管的孩子，国家管起来”的理念，明确将那些不是流浪乞讨，也不是离家出走，但家庭无法看护的未成年人，纳入救助保护的范围。

　　经长宁区检察院与相关部门商量，长宁区救助站建立了未成年人保护中心，对困境未成年人进行临时庇护和救助；长宁区还建立了华阳社区综合性阳光基地，为困境未成年人提供食宿，免费为其提供学业教育和技能培训……

　　对于怠于履行监护职责的家长，长宁区也在努力“管起来”。检察院联合教育局，对行为不端的家长进行教育；还建立了北新泾社区家长学校，提供家庭教育指导和救助，检察官们轮番去那里，用鲜活的案例上课，放电影讲故事，每次教室里坐满了人。

　　徐州铜山区检察院的张红，挺羡慕上海。

　　你看同样是监护权转移的案子，上海庭审中，阳光社区青少年事务中心长宁工作站出具《社会观护调查报告》，社工调研了孩子的生活现状，是否受过暴力虐待，情感上对母亲和对“外公”、“外婆”的接受程度等等，并得出监护权转移更有利于孩子的结论。

　　张红讲案子，却被记者忍不住多次打断：“这不是你的分内工作吧？”带孩子体检、联系孩子入学、联系心理咨询师、调研孩子案发前后的生活状况、了解监护人人选的家庭情况……这应是更多社会力量参与的事，但目前，依靠的还是“好心”和“使命感”。

　　期盼改变，我们会追踪下去。（记者孔令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