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归硕士追着垃圾跑八年是因为什么？陈立雯资料照片

　　中国扶贫基金会就南峪村的难题找到陈立雯之前， 她正在城市尝试从“垃圾围城”中突围。她面临最大的问题在于，几十年来，垃圾的后端处理都是混合处理模式。很多城市都采取“全量焚烧”——垃圾产生量是多少，在建的焚烧厂处理量总和就是多少。

　　“因为垃圾焚烧项目一旦建起来就是一个不得不喂的大口，只会要求垃圾增量，垃圾分类则是垃圾减量的过程，所以两者势必要发生冲突。”

　　在她走访过大大小小的垃圾焚烧厂里，门口无一例外都有地秤。政府按照重量给焚烧厂补贴，垃圾越多，收入越高。垃圾分类是“减量”的过程，占到总垃圾量一半以上的厨余垃圾被分出去，也就等于给焚烧厂的收入打了折扣。于是，陈立雯想在还没有立起垃圾焚烧烟囱的农村，给垃圾分类寻找空间。

　　曾经在法庭上拍桌子的手，现在伸进每家每户大大小小的垃圾桶，从剩饭剩菜里把零星的塑料拣出来。将垃圾“干湿分离”，起码能减少50%的垃圾。

　　陈立雯已经准备好可能和原来的清运公司产生矛盾，令她意外的是，清运公司听说她在做垃圾分类，专门把负责垃圾处理的政府领导也一起请了过来，考虑推广垃圾分类。

　　与城市里常见的按处理量付费不同，这家清运公司按照面积承包全村的垃圾，垃圾越少，他们处理的压力也就越小。

　　在陈立雯看来，更重要的是，在村子里“能敲开家门”的工作是推广垃圾分类最理想的形式。

　　在南峪村，有什么事情，陈立雯都可以推开院门，走进去跟这家的村民商量，这在城市是没法想象的。

　　她听朋友说起，有学者研究过社会信任与垃圾分类之间的关系，“社会信任低到一定程度，垃圾分类就做不成”。如果居民分好类，垃圾车过来，混在一起拉走了，“只要看见一次。”陈立雯比出一根手指，“以后的垃圾分类都没法做。”

　　试图在城市推动垃圾分类时，陈立雯甚至都没有去敲门的机会，进入小区需要街道办事处与物业的配合，环卫公司负责垃圾收运，后端处理则是城管委调控。要打通的环节太多，愿意搭理她的却没有几个。

　　“现在的垃圾处理方式，只是让人们‘眼不见为净’。但是垃圾运走之后怎么处理，大家都看不到。无论是填埋还是焚烧，垃圾处理的经济和健康成本从来没有明白地摆在大众面前。”陈立雯说。

　　追着垃圾跑的这几年间，陈立雯看到混合垃圾给环境带来的压力。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几十年前填埋的垃圾，已经把那块场地“污染透了”。因为不知道这堆混合物里发生了多少化学反应，任何动作都可能产生无法预知的危险，也就只能让这些人类的废弃物继续埋在地下。

　　而在国内，虽然打着“无害化处理”“发电”的垃圾焚烧厂一个个冒了出来，但陈立雯知道，没有分类的垃圾，对焚烧厂也是一个难题。因为干湿混合的垃圾，发电效率不高，会产生更多飞灰和不能处理的废渣。

　　陈立雯在国内见到过污染受害者，他们的家都住在垃圾填埋场、焚烧厂附近。正式成为全职的环保工作者之后，陈立雯代理的第一个案件是谢勇诉江苏海安垃圾焚烧厂，这也是“中国首起垃圾焚烧致病案”。

　　谢勇的孩子谢震川出生于江苏省海安县胡集镇谢河村四组，正是垃圾焚烧厂排污的下风方向，直线距离191米。陈立雯看到，这个当时还不到两岁的孩子不能站立，不能坐，只能吃流食，每天有癫痫发作。孩子4个月大的时候，谢勇发现谢震川的眼睛不能随物体转动。跑了好几家医院，最后诊断为“脑性瘫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