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教育部考试中心主任：恢复高考首次全国统考命题工作的回忆

­　　因为命题工作需要高度保密，同时又要对外联络，我们对外用了“教育部教材编审会议”的名称。工作第一天，在住所的餐厅召开全体会，教育部分管招生工作的高沂副部长讲话，学生司张君实副司长出席，宋葆初同志就命题原则、指导思想、试题内容分量，以及一些程序性安排讲了具体要求。

­　　从命题开始到考试实施，总共有两个月时间，其中后一个月要留给各省市印卷并将试卷分到各考点，前一个月时间用于命题、审题、印刷排版和制型（当时的印刷技术需要先在印刷厂排版并制好纸型，再由各省市用纸型浇成铅版来印成试卷）。因此，真正命题的时间不过半个月。这样，各命题小组必须在一个星期时间内拿出试题初稿，再用几天时间反复推敲，完成一个送审稿，时间紧任务重。各学科命题组组长的卧室就是工作场所，另外，安排了一间较大的房间作为保密室保管命题资料，由宋葆初同志负责，兼作卧室。与命题内容直接有关的资料都存放在保密室的大铁柜中，每个组的资料存放在一个提包中。每天两次上班开始工作前，各组保密员（从各组老师中分别指定）到保密室领取提包，下班时交回。每本笔记本和每页工作用纸都打上号码，不能缺失，交接时要查验。所需的参考资料大多数都是我们从北京带去的，在北京时我们预先委托各省市招生办公室帮助收集了一些各地的教学用书和复习资料，又从教育部图书馆借了一些工具书，到青岛后又从青岛市图书馆借了一些书籍。

­　　命题人员每天都在所安排的两栋小楼内工作和生活。我们规定，命题人员不能同外界通信、通电话，散步只可在楼外限定区域且必须两人以上同行。所有人、所有工作，只能通过我们几个工作人员同外界联系。那两栋两层小楼虽称别墅，但设备简陋，一下子集中许多人在里边生活和工作，极不方便。每层楼只有一个卫生间，仅早上洗漱、如厕就很困难。那时青岛对市民的淡水供应是限量的，但对我们是保证供应，即使这样楼里也无法洗澡，我们只能每周一次组织大家乘车到市里公共澡堂去洗。伙食方面的问题是大米少，当时青岛大米供应比例很低，而命题老师中习惯吃大米的南方人居多。于是我就常常到市政府去拜访张副秘书长，请他特批一点大米，他也总能满足我的要求。伙食标准是每人每天一元钱，这在当时算较高的标准了，但青岛物价高，于是经教育部财务部门同意给每位老师增加两角钱伙食费。我们工作人员要交伙食费，命题老师没有酬劳，仅免收伙食费而已，但是粮票还是要交的。

­　　工作之余的生活很枯燥。那时没有电视可看，也没有什么娱乐活动。偶尔，组织大家到市区的电影院看一场电影（自己掏钱买票）。这在现在可能不可思议，但当时老师们埋头工作，在生活上不提任何要求。工作之余就是看书、聊天，或者在晚饭后三五成群结伴到海边散步直到天黑。

­　　通过老师们的努力工作，各组都按期交稿。我们这些工作人员将试题稿收齐，将所发笔记本和工作用纸清点收回，销毁废纸和草稿纸。然后，宋葆初、李键等同志携题稿回北京送审，每个命题组还派一位老师一起赴京，以便在试题排版时核校。这份恢复全国统考的第一份试题经教育部领导审核后定稿。上述人员立即将稿子送到早已联系好的1201工厂排版，再把排好字的铅版送到人民教育出版社印刷厂打成纸型。由于需要保密而又不影响工厂正常生产，以上工作都安排在晚上进行，负责审核的老师和工作人员每天晚饭后从所住的军事学院招待所到工厂去，第二天早晨再返回住处。在炎热的夏天和条件简陋的车间，他们连续多天通宵达旦做着这项不容出现丝毫差错的工作，其艰苦程度非局外人和现在的人所能想象。以后连续多年我们都是这样干的，直到后来用上先进的排版印刷技术。纸型制好后，通过中办的机要交通渠道送到各省市，由各省市在当地选定印刷厂将纸型浇注成铅版，再用铅版印制成可用的试卷。

­　　留在青岛的人员虽然仍处封闭状态，但由我们工作人员组织安排了一些活动，以免过于寂寞枯燥。北京方面的工作完成后，李键同志带领有关人员（包括两个工厂参加这项工作的有关工人）回到青岛；宋葆初同志留京，以便和各地保持联系，掌握各地印卷情况。

­　　离开考还有一个月，教育部方面的工作完成，等待各地印卷等考前工作。部里要求安排好命题老师的休息，休息场所既要便于保密，又要生活条件相对较好。在部领导的批准下，我们全体人员转移至江西庐山。

­　　施考日期临近时，高沂副部长专程从北京经南昌到庐山，为这次命题工作做总结。开考第一天，高沂同志在庐山牯岭镇的考场巡视了恢复高考后的全国第一次统考。既已开考，命题组在庐山就地解散，命题人员在我们安排下返回各自工作单位。我们几位工作人员则跟随高沂同志到上海视察了设在华东师范大学的高考评卷点的评卷工作。（作者系原教育部考试中心主任）

­　　（原题为：《高考2017 | 40年回顾：恢复高考后第一次全国统考命题工作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