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读者》与中国综艺节目的未来

­　　《朗读者》的出现，表明健康的市场是可能的，也是值得追求的。满足人民不断增加的文化精神生活的需求，才是主流媒体的正途。只要形成一种示范，在这个基础上不断地尝试，不断地往这前走，健康的市场就是有希望的。《朗读者》还处在摸索的阶段，不可能一蹴而就。在这个过程中，能够不去简单地迎合所谓市场，着重于开掘和打造新的健康的市场，就是值得鼓励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需要重新思考究竟什么是“市场”？

­　　今天中国在物质层面上已经较之以往有很大的丰富，但是在精神层面上的贫困却很严重。在市场经济的大轮盘中，我们的国民太疲于奔命了，精神层面的缺失已经是严重的社会问题。大量的显性和隐形的抑郁症、高自杀率、校园暴力和社会暴力，这些现象的背后很大程度上是这个社会对“意义”的饥渴。读书本身就是一个寻求意义的过程。通过主流大众传媒，把寻求意义的过程变成节目来讨论和引领，而不是简单给出答案。每个人都有自己寻求意义的历程，通过分享对意义的追寻，分享心灵的困惑、人生的艰难困苦，使得意义的追求变成一个寻求对话、寻求共识的过程。这就是有意义的。通过凝聚社会共识，来进行社会疗治，也是大众传媒社会公共性的体现。另一方面，也需要在这个过程中，回应社会公正，这是“意义”的社会基础。

图：朗读者斯琴高娃与主持人制作人董卿相拥而泣。

­　　我们都知道德国电影《朗读者》，体现了战后德国民族创伤自我诊疗的一种功能，它探讨一个以文明而自豪的民族犯下的暴力、罪行、赎罪与反思的关系，表现为电影文本的复杂性，其实也是这个民族复杂心态的投射。今天中国的社会撕裂也很严重，主流电视台也需要具有社会治疗和社会整合的功能，需要体现出社会问题与社会诉求。其实，需要就是市场。我们今天把市场理解为收视率、大数据，但是把节目打造成社会共识的凝聚者，开放出一个公共讨论的空间和话题，那怕大家是批判的，其实就是“市场”。批判是因为重要。把问题打开本身是重要的，因为它是解决问题的前提。而这些问题的解决对于一个社会是重要的，它就是有“市场”的。我们需要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市场”，而不是把它们看成是一堆虚幻的数字。而这些数据本身也是市场化、商业化的产物。收视率调查公司生产的数据，出于成本的考虑，其样本量本身一定是最小化的，因为样本本身需要成本，因此它的样本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代表社会的不同阶层、代际和城乡关系下的收视结构，以及收视诉求，是大可怀疑的；样本的投放一定是城市中心主义的，城市样本一定大于乡村样本，因为广告的目标观众以城市为主；样本本身也是极易被污染的，各级卫视的探子会入户改变收视率调查的原始数据。这一切其实都已经是常态。在这样的“科学主义”的收视率的大棒指挥下，难道不是犹如盲人骑瞎马吗？按照这样的调查去做节目，能够真实和真切地体现这个时代和社会的需求吗？怎么样反思这些问题，回到真实的需要，回到人民的市场，通过服务社会、提供公共性，提供公共讨论的空间，来创造出真实的、健康的市场环境？《朗读者》为我们思考这些问题提供了契机，它是在一个逆市场的情况下获得成功的。它对中国综艺节目的未来意味着什么？是我们关心《朗读者》的理由。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朗读者》还可以做得更多，比如现在的文学文本基本上是以汉语作家为主，是否可能更多包括一些中国少数民族的经典和少数民族的人物呢？

­　　新媒体时代相信: 只要站在风口，猪也能飞上天。但是，常识告诉我们，猪是不能上天的，上了天也会跌下地。《朗读者》通过回归中国口语传统和书写传统，破解了新媒体的魔咒，回到了常识，这里有新与旧的辩证法。回到意义的原点，从这里再出发。这是一个朴素的起点，也是一个极高的追求。

­　　2017年6月16日午夜，完稿于上海-泰安旅次。（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 吕新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