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读者》与中国综艺节目的未来
三
中国电视需要回归到大众传媒最朴素的原点,回到初心,即作为社会交往和沟通的功能。九十年代,我做陈虻访谈时,用了一个标题是《我们为什么要出发?》,后来陈虻去世,北大的徐泓老师在编辑陈虻文集的时候,收录了这篇访谈,而且把“不要因为走得太远而忘记为什么出发”这句话印在书的封面上。如果我们回到电视的原点去讨论今天的电视应该怎么办,可能要比整天去讨论市场和大数据更能够对今天的电视危机做出诊断。
不再是才艺、唱歌之类旨在形式上耍花样,不走心,不走脑,依靠所谓IP、粉丝的非理性消费——电视的市场化的“葵花宝典”,而是回到语言的交流上。用朗读的方式去阅读,回到文字,回到文学,回到历史,回到书籍,回到中国人的诗歌传统和情感方式,也就是用中国人自己共同经历的传统与时代——用最普通、最本真、最传统的方式去重建大众传媒沟通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历史的功能,这样的沟通本来应该是大众传媒承担的责任。而这些在过去的综艺节目里,已经严重缺失了,而且大家对这种缺失不以为怪,习以为常。这本身正是问题。
图:朗读者潘际銮。
在2016年电视业断崖式下跌之后,电视只有迎合年轻人才能赢得市场的神话也破灭了。很有意味的是,董卿在“人文精神能否照亮中国电视变革之路?——《朗读者》现象研讨会”上发言,生动地阐述了《朗读者》里最成功和出彩的人物都是八九十岁的老人们,这和大家惯常的对市场的判断完全不一样。我以前参加过一个电视台的研讨,一家一线卫视的老总宣称:我们节目以后要做九零后年轻人的市场,八零后都不是目标受众了。当时我就想问,那老人怎么办?老人还要不要看电视?这样的电视市场化战略不是自杀,又是什么呢?《朗读者》节目的观众中,年轻人的比例很高,但是上节目的主角却有很大比例的老人,这种饶有趣味的代际结合,其实体现了一种价值观获得传承与发扬的方式,也打破了年轻人都是西方消费文化和大众文化拥趸的刻板想象。电视通过阅读的方式回归传统、回归人文、回归社会的知识积累和主流价值观,《朗读者》是一种突围。如果年轻人不能回归主流,使自己成为主流,中国的未来何在?长久以来,在省级卫视综艺节目大战中被动挨打的央视,现在终于开始摸索着找到自己的位置:国家主流电视台的定位。这是一种新的可能性。一种逆市场化的成功,逆势起飞,方显大台本色。
图:制作人主持人董卿。
《朗读者》回归平实,回归社会对主流的需求,也就是回归了健康的市场。它证明这个社会并非不需要好的节目,不需要温暖人心的、有人文素质的主流节目,而是我们自己制造了恶质的市场,却以为只有这样才叫市场。就像总有人把迎合低级趣味的软色情、非理性叫做人性,我们往往把那种东西叫做市场。但是,人除了有肉体的生理性,还有精神性,有理性,有理想,有对意义的需要和追求,这些本来不是问题,但是在综艺节目的市场化血拼中,却成了问题。除了消费主义的价值观,什么都不剩,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如何能够长久容忍主流媒体这种现象?它还是主流媒体吗?一个没有主流媒体的社会是怎样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