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读者》与中国综艺节目的未来

­　　二

­　　由于综艺节目的唯市场化，以及由此导致的节目内容的低俗化现象，不仅与大学、学术界、知识分子所代表的人文传统日益分离，与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也产生了无法弥补的断裂。八十年代，大学与电视台之间有很多互动，很多知识界的人士热衷于参与到主流电视台的节目生产中。但是我们看最近十余年来，也就是市场化日渐白热化的阶段，大学与主流电视台之间的几乎不再产生交集和互动。虽然有“百家讲坛”这样的节目，但是讲坛上最出名的一些讲者面向大众的传授方式：知识的故事化，或者“鸡汤化”，却都是单向度的，也并没有得到大学学术共同体的有效认可，而是争议不断。他们的角色更多的不是作为学者，而是媒体“说书人”——这个角色其实是媒体塑造的，而不是大学赋予的。

图：朗读者许渊冲分享曾经翻译林徽因诗词追女生的往事。

­　　大学和国家电视台都是一个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塑造者。今天，还有没有可能重新搭建这两个“主流”之间的互动关系？如果不能，意味着什么？今天，通过《朗读者》这个节目，我觉得是有希望的。这也是我们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2017年6月11日在上海举办“人文精神能否照亮中国电视变革之路？——《朗读者》现象研讨会”的原因。会议邀请了上海高校不同学科的代表性人文学者共同探讨，很多学者已经多年不看电视了，因为这个学术研讨会去看了《朗读者》的节目。他们视角各异，观点不乏尖锐，但其实都提出了更高的建设性要求，也是对中国电视更高的期望。无需讳言，今天的大学有很多自己的问题，也饱受市场化的冲击与困扰，追名逐利、学术腐败也都存在，人文价值本身在大学也面临危机。但是，从正面的角度说，一个国家的大学和主流媒体难道不应该成为一个社会最重要的主流价值的建构者吗？总应该有一些力量是社会的压舱石。大学理应与主流电视台形成一种互相砥砺前行的态势，守护、传承与革新社会的主流价值和人文意义。如果它们没有扮演这样的角色、起到这样的功能，问题出在哪里呢？我们是否需要追问其根源？作为大学、作为主流电视台，是否都应该自我反省？在这个意义上，《朗读者》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文本与案例，也提供了一个重返这些问题的契机。

­　　1997年我第一次去台湾访问时，那时候就发现台湾的综艺节目非常糟糕，靠不断挑战社会底线来赚取收视率，对女性的轻辱到了当时觉得不可思议的程度。我结识的台湾做电视传播研究的学者对此都深恶痛绝，却无可奈何。电视生产体制完全在大学之外，学者在大学里非常批判，但是大学与传媒体制之间完全是剥离的，犹如两股道上跑的车，各行其是。回来后，我就写了篇文章，题目是《媒体的狂欢——对台湾地区传媒生态的观察与思考》，发在当时的《读书》杂志上。文章在最后认为大陆的媒体改革不能走纯粹市场化这条路。结果，二十年后的今天，我们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是令人痛心的，也是不可接受的。如果我们大陆的国家电视台在综艺节目上没有底线可守，而是不断突破社会伦理与道德的底线，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因此，《朗读者》节目回应和回归社会主流价值观，就是一种新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