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浪屿“二元体制”迟迟不理顺 人大立法要求统一管理

　　昨天，导报报道鼓浪屿被指管理水平过低，和国内外的景区、世界遗产地相距甚远的现状，引起读者、厦门市民的共鸣。

　　“看了痛心、纠心，又忧心。”厦门政协副巡视员卢怡恬说。包括专家和市民在内的普遍共识是，鼓浪屿管理不力的根源在于社区和景区管理的“二元体制”———“两个婆家”，一个是鼓浪屿管委会，一个是街道办。

　　千言万语，一切都是为了鼓浪屿好。厦门的鼓浪屿，中国的鼓浪屿，世界的鼓浪屿。

追溯以前管得“杠杠”的

　　“以前鼓浪屿管得可好了，用东北话叫‘杠杠的’。”昨天，厦门市民陈先生告诉导报记者，这一点，只要是老厦门人都知道。

　　市人大常委、民盟厦门市委副主委朱奖怀，年少时在鼓浪屿上求学。他记得，上个世纪鼓浪屿的生活环境、社会治安、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都是最好的，很多人削尖脑袋想要搬进鼓浪屿。

　　据了解，鼓浪屿在解放前有10万人，到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也容纳了3万-4万人，社会架构完备，管理井井有条。

　　从鼓浪屿上走出了济济人才，除音乐、文学人才外，导报记者稍作统计发现，从鼓浪屿走出去的正厅级干部就是个不小的数字。在很多人看来，人文是鼓浪屿的“魂”，可上升为非物质文化遗产。

　　那么，鼓浪屿从什么时候起就日趋“没落”呢？几天前厦门社会科学院青年学者詹朝霞分析时言明，根源在于对鼓浪屿的“身份”认知有误，想要发展景区、做大旅游，却忽略了它人文社区的本质。

　　最终的行政变化，是2003年鼓浪屿撤区，厦门市成立鼓浪屿-万石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鼓浪屿向旅游景区发力。自此，鼓浪屿逐渐走向了“二元体制”。

反差好经验帮不上忙

　　如今，诸多厦门好经验，在鼓浪屿上“难觅芳踪”。

　　以鼓浪屿城管水平来说，目前仍然相对滞后。鼓浪屿行政综合执法大队除了日常的巡查、劝导、取缔外，设置了7个执勤点（目前并为6个），派城管协查员驻点检查。

　　然而在商业最集中的龙头路，即便在海底世界旁有一个城管执勤点，多次抗法或冲突也大多发生于此。为了达到街面干净整治、没有摆摊的局面，全靠协查员一直站在路上，目不转睛盯着路面。

　　岛上其它地方也是一样，主要靠城管队员或协查员用眼睛发现，城管一来，摊贩像潮水退去，城管一走，摊贩像潮水上岸。

　　相比之下，早在2010年，思明城管就建设了“数字化城管系统”，设有一个指挥中心，1000多个遍布全区的电子视频监控，城管队员手上握有“城管通”，基层中队有指挥终端，可及时发现、快速出动。

　　自思明区以后，其它区也在建设“数字化城管”，但没有鼓浪屿。

　　市政协特邀研究员沈松宝一针见血说，对于脏乱差现象，厦门有引以为豪的管理经“门前三包”，在鼓浪屿上也没有落实。

　　“门前三包”是全国闻名的“厦门经验”，1981年在创建中山路时发明，包秩序、包绿化和包卫生。28年后，它变成“市容环境卫生责任区”。

　　导报记者屡次上鼓浪屿调查，“门前三包”没了，一位城管队员告诉导报记者，一些店家的门前区域，被用来出租给了摊贩。怎能不乱？

根源“二元体制”束缚管理

　　到底是什么阻碍鼓浪屿提升管理水平？众多学者、专家的一致分析，就连普通民众的大多指向，管理不力的根源在于“二元体制”。

　　2003年，鼓浪屿撤区设管委会，在朱奖怀眼里，这既是偏向景区发展的肇始，也是“二元体制”的发端。

　　“二元体制”的表现是“两个婆家”。一个“婆家”为鼓浪屿管委会，一个“婆家”是思明区政府及其下辖的鼓浪屿街道办。鼓浪屿的管委会属副厅级，和思明区政府平级，虽高于鼓浪屿街道办但管不了它。

　　“双头管理”造成管理不清。鼓浪屿的景区归管委会管，社区归街道办管，“这就变得混乱，社区和景区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不能截然分开，却要不同的部门来管。”市政协副巡视员卢怡恬分析。

　　任何管理和执法，最终都是人对人。“瓜分”鼓浪屿利益蛋糕的利益群体，大多住在岛上，属社区人，归街道办管；当这些走上街头摆摊，在家违建，则归管委会下的鼓浪屿城管负责。管理被人为割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