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侨沉浮记：1949年大量海外华侨纷纷赶回中国

　　几番归来话沧桑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在《共同纲领》和第一部宪法中都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央人民政府应尽力保护国外华侨的正当权益”。

　　与此同时，大量海外华侨纷纷赶回中国，希望报效国家。广为人知的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的归国故事，即代表了那一代人的热忱。

　　1999年，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表彰的23位“两弹一星”专家中，有21位是归国华侨、留学生。不仅如此，当年轰动一时的人工合成牛胰岛素、正负电子对撞机、洲际火箭等一系列新中国科技成就，都是在归国华侨的作用下成功的。至于体育、卫生、教育领域的归侨人士，更扮演了拓荒者与推动者的角色。

　　中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所后来追访的泰国归侨尹礼虎曾回忆道，当年他们的船驶进中国港口时，船上的一位老师指挥大家唱起《歌唱祖国》。

　　回来后，“侨务局给我们作形势报告，平时看的是苏联影片，还参观土地改革成果展览。以后就送我们到补习班，大一点的就送到技术学校培训，年龄小的安排到学校，费用全部是国家承担。”

　　当初中国政府为经济困难的归侨发放助学金，每年寒暑假都组织侨生冬令营或夏令营。新加坡归侨卓炳芳后来曾回忆，“我们这些远离亲人的侨生，深感社会主义祖国大家庭的温暖。”

　　针对东南亚一些国家发生的排华事件，中国政府在提出严重抗议和交涉的同时，开始反思侨务政策。1951年，周恩来指出：“我们愿意勉励华侨尊重一切侨居国政府的法律和社会习惯。”他指示中侨委着手研究华侨的国籍问题。

　　庄希泉担纲的中侨委政策研究司提出，应该改变以往双重国籍的政策，在欢迎广大华侨归国参加建设的同时，也鼓励华侨根据自愿原则加入侨居国的国籍，或保留中国国籍。

　　20世纪50年代，中国政府先后与印度尼西亚等国签订了《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

　　相关统计数据显示，1949年之后的5年内，中国政府共计接收归侨17.8万多人。

　　60年代，印尼掀起排华高潮，中国政府派出的第一批接侨客轮返抵广州黄埔港时，就是庄希泉和廖承志在码头上迎接。

　　至60年代后期，中国国内形势恶化，“海外关系”也成了侨生身上沉重的包袱。

　　到改革开放大幕开启前后，邓小平多次对东南亚国家领导人承诺，要求华侨遵守当地法律和管理，尽公民的义务。

　　时任泰国总理江萨的话很有代表性：“这样(我们)就放心了。”

　　与之呼应的是，中国政府对华侨寄予厚望。1977年邓小平指出：海外关系是个好东西，可以打开各方面的关系，“我们有几千万爱国同胞在海外，他们希望中国兴旺发达。”“现在搞建设，门路要多一点，华侨，华裔也可以回来办工厂。”

　　1984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说，“3000万华侨华人是了不起的力量”。两年后，邓小平继续鼓励“海外的华侨、华人都回来走走，一是了解我们的国家，二是看看有什么事情可以参与，可以尽力。”

　　华侨，又开始帮助中国了。

　　海外关系是个好东西

　　彼时在侨务部门负责侨资引进工作的老归侨张从汇对《瞭望东方周刊》回忆说，那时他经常到机场迎接一些相识的华侨老板。然后，他用得到领导授权的“红色热线电话”打到副总理办公室。“人来了，你们谁见?”通常情况下，早上打通电话，晚上就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国家需要这些华侨来投资嘛。”

　　1978年，国家外经部办公厅主任庄炎林调任新成立的中国旅行游览事业管理总局任副局长、党组副书记。这个机构就是后来的国家旅游局。

　　这次调动是主管侨务的廖承志要求的，希望他解决北京缺乏高档宾馆的问题。

　　当时国门初开，入境人数猛增，1978年即达180.9万人次，超过以往20年人数的总和。但北京彼时仅有7家涉外饭店，床位5200张，实际达到接待标准的仅1000张左右。

　　邓小平的算法是，一个外国旅游者如果在中国消费1000美元，一年接待1000万人次旅游者，就可以赚100亿美元，就算接待一半，也可以赚50亿美元。1979年1月，邓小平同国务院负责人谈话时再次指出：搞旅游要把旅馆盖起来，下决心要快。第一批可找侨资、外资，然后自己发展。

　　于是国务院成立了以谷牧、陈慕华、廖承志为首的“利用侨资、外资建设旅游饭店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办公室常务副主任就是刚刚上任的庄炎林。

　　第一批作为引进外资的试点项目，由庄炎林主持论证和谈判的长城饭店、建国饭店，也成为中国大陆第一批合资企业。建国饭店的注册商标批号上醒目地写着“002号”。

　　这背后是华侨华人又一次空前的回国高潮。上世纪90年代，相关部门统计，归国华侨达到了一百余万人。及至2003年，据中国侨联的统计数据，国内仍有新老归侨超过100万人。

　　1988年，庄希泉辞世，享年100岁。新华社电文称其为“著名的爱国侨领、新中国侨务工作主要领导人之一”。

　　庄炎林记忆犹新的故事，是筹建北京丽都饭店。

　　1983年，为完成父母遗愿，丽都饭店的投资者、新加坡华人罗新权计划在北京建造一座2000间客房的综合性饭店。但是很快有人向中央状告丽都饭店在合资过程中，中方损失巨大。

　　于是丽都被要求一面施工，一面接受检查。检查组规格很高，组长是中顾委常委伍修权，组员则是一批正副部长、军级、司局级干部。

　　历时3个多月，检查组未查出任何问题。

　　新的告状信神秘出现，提醒彻查国外进货的原始单据。

　　罗新权失望了，“我不干了，已经投入的1000万美元算我捐给国家行不?”庄炎林开导他：“事情好坏说不清，还玷污了清白之身。”最终，重达90多公斤的原始单据从海外空运过来。

　　1984年2月15日，丽都饭店在漫长的审查过程中迎来了第一期530间客房营业的日子。但开业第一天只住进10个客人。

　　罗新权急坏了。

　　无巧不成书，一周后，首都机场300多名客人因故滞留。得到消息的丽都马上组织车辆直奔机场，一些客人惊奇地发现：“这里还有个这么好的饭店?”

　　丽都开始了它的辉煌。

　　也是在那一年，邓小平对“海外亲人和朋友”的帮助表示感激，同时也希望他们“今后提供更多的知识和劳动。”邓小平认为中国“有几万名留学生在国外，这是财富，要争取他们回来。”

　　当然，这已经是另外一代海外华侨华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