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侨沉浮记：1949年大量海外华侨纷纷赶回中国

　　风雨飘摇下南洋

　　多年以后，再次回到印度尼西亚探亲的陶金汉发现，当年被大火烧毁的房子依然是黑色的。他不无遗憾地对《瞭望东方周刊》表示，“雅加达最热闹的那个地方，还有房子没修起来。”

　　这位北京体育大学副教授、击剑国际级裁判所称的大火发生在1960年。那一年2月2日，印尼邦戛发生大火，华侨的房屋店铺多被烧毁。

　　生活无着的当地华侨向印尼当局递交了请愿书：政府的政策法令和这场火灾使其无法继续居留，只有回中国一途，要求印尼政府保证他们安全离境，回到中国。

　　在中国驻印尼总领馆的安排下，他们被用小船送到停泊在印尼外海的中国接侨船。

　　这就是“新中国第一次大撤侨”，最终有6万多人回到中国。

　　大火，只是华人离开印尼的原因之一。

　　在1958年底，苏加诺出任印尼总统，以陆军参谋长纳苏蒂安等为首的亲美势力掌控内阁。很快，有损华侨利益的名为“扫除殖民经济残余”的经济政策出台。作为一系列类似政策中的一个，1966年印尼议会通过法令，禁止称中国人为TiongKok或者Tionghoa，要称Cina，也就是所谓“支那”。

　　事实上，自1958年开始，印尼各地就出现了武力逼迫华侨迁移的事件，最终促发两国的外交冲突。

　　1960年1月20日，中国先后租用十多艘客轮到印尼各港口接运华侨回国，国务院也发布“在广州、汕头、湛江、海口等地的港口，设立接待华侨的机构”等指示。

　　中国政府决定，“在广东、云南、福建、广西扩建和新建国营华侨农场，集中地大量安置归侨，发挥他们的特长，种植热带亚热带经济作物回国的华侨学生和具有培养条件的社会青年，分送各学校学习。一些年老无亲人依靠的归侨，则安置在归国华侨养老院。”

　　如此，在中国迁移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的风雨下南洋，在经历了一段极为惨烈的历史后，终于画上了一个分号。

　　中国历代王朝的末年，大多有不堪战乱的百姓和权力失落的前朝贵族移居海外。由于地缘上的毗邻关系，东南亚成为中国移民的主要迁徙地和避难所。

　　华人向东南亚发展，自唐朝始，沿海居民，出海捕鱼，行至东南亚诸岛。至南宋鼓励海外贸易，沿海居民竞相到海外发展。

　　清康熙年间，朝廷曾诏令华侨限期归国，但彼时南洋正处于加速开发时期，劳动力需求量非常大，这对于中国国内流离失所、丧失土地的无业流民来说，具有强大的吸引力。

　　英国的海峡殖民地总督瑞天咸曾言，马来半岛的繁荣昌盛“皆华侨所造成”。而据统计，1864年到1948年的84年中，从海外至中国的侨汇折合共约35.1亿美元。与之相应的是，清光绪十九年，针对华侨的海禁被废除。

　　其实，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海外华侨很难回到自己的祖国。1749年，南洋华侨陈怡哥携家眷回国，被清廷诏令“远戍边疆，资产籍没入官。”

　　这些在海外的中国人，于清末在中国历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国务院侨务办原副主任、第四届中国侨联主席庄炎林的父亲庄希泉，正是这场革命的实际参与者。

　　武昌起义之后，庄希泉被革命军政府派往南洋向华侨商界劝募。庄炎林告诉《瞭望东方周刊》：“缘于海外尤其是南洋的华侨革命基础，银行决定向南洋华侨商界劝募股份。”

　　庄希泉很快见到了新加坡华侨商会董事长陈嘉庚。

　　陈嘉庚一直赞助革命。他曾在新加坡见到自美国回国的孙中山，得知孙中山为节省开支竟乘坐二等舱，认为不能降低威仪，于是相赠一万元作旅费。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时，陈嘉庚又汇去5万元大洋。

　　庄希泉抵达之前，陈嘉庚已发动当地华侨为福建军政府汇去数十万元。听了庄希泉的募饷计划，由陈嘉庚出面聚集，侨商捐援汇沪银24万余两。

　　在新加坡，经南洋同盟会总部部长黄金庆介绍，庄希泉加入了同盟会。

　　庄炎林对本刊记者讲述道，在南洋同盟会总部机关里，庄希泉面向孙中山像宣誓：联盟人福建省厦门人庄希泉，当天发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失信失钟，有始有卒。如或渝此，任众处罚。

　　同仇敌忾御外辱

　　在陈嘉庚的帮助下，庄希泉在新加坡还创办了“南洋女校”等多所学校。

　　庄炎林告诉《瞭望东方周刊》，2006年他应邀出席在新加坡召开的同盟会新加坡分会成立100周年大会。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告诉他，自己曾在“南洋女校”附设的南洋小学就读。

　　孙中山曾称“华侨是革命之母”。彼时，大量海外华侨回国投资兴办实业，更有大量华侨针对袁世凯篡权组织了“华侨敢死先锋队”，回国参加反袁作战。

　　至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军东南亚，当地一些华人家族中出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每房都带走三四个人回老家，为的是“留种”。

　　这样的“留种”始终在持续，不过有各种表现形式而已。

　　抗战期间，以新加坡侨领陈嘉庚为首的海外华侨，再次捐献大批资金、药品支援抗日前线。大批海外华侨以“南洋机工、华侨飞行队”等形式，直接投入到中国抗战洪流中。

　　新加坡华侨组织义勇军，抵抗日军在新加坡登陆，最终坚持11个昼夜。日军占领新加坡后，对所有18至50岁的男性华人军民进行“大检证”，其实是一场灭绝人性的残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