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侨沉浮记：1949年大量海外华侨纷纷赶回中国

　　1941年12月8日，日军入侵马来亚，12万英军在3万日军的攻击下投降。

　　印尼归侨郭亿器为《瞭望东方周刊》提供的信息显示，1942年，日军在印尼苏门答腊岛登陆，一群华侨志士成立了两个秘密抗日组织：苏岛华侨抗敌协会、苏岛人民反法西斯同盟，此后，两个组织合为苏岛抗日反法西斯总同盟，领导当地华侨抗日活动。

　　抗战军兴，庄希泉一家人也没能躲过历史洪流。

　　早在1930年，庄希泉就前往菲律宾，在海外华侨中开展反蒋抗日工作。

　　中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海外部计划与英方组织一个“中国留印海员战时工作队”，南洋华侨林谋盛和庄希泉之弟庄惠泉受派参加组训工作。庄炎林称“此后，中英两国合作成立‘一三六部队’，中方负责为其输送优秀华侨青年。”

　　1943年，林谋盛与庄惠泉同时被委任为中英美盟国组织的“收复马来亚区”的正副区长，授盟军上校军衔。

　　他们告诫部队：“大敌当前，正为吾人报国之日。”临行前，两人又对换保存遗嘱，无论谁有不测，生还者须照顾殉难者妻儿。

　　抗战期间，庄希泉胞弟庄朝开的财产被日军劫掠一空，在贫病中离世;胞弟庄朝荣、堂弟庄朝瑞因参加抗日，受尽日军酷刑;排行十六的胞弟庄朝松在新加坡沦陷后，参加游击抗日，被日军逮捕后，于抗战胜利前夕被绞死。

　　林谋盛奉命潜入马来亚后被捕，于1944年6月被杀。日本投降后，庄惠泉前往马来亚，寻觅到林谋盛的骸骨，予以隆重安葬。

　　“我要回中国了”

　　1949年，华侨又回来了。

　　彼时中共发出了筹办新政协的信息。在香港，负责联络华侨、开展统战工作的中共香港分局工委书记饶彰风对庄希泉说，“中央打算请嘉庚先生来做新政协的华侨首席代表。”

　　与陈嘉庚私人情谊甚佳的庄希泉，被新政权派做特使，前往新加坡“面邀嘉庚先生北上。”庄炎林后来听说，是周恩来亲自点将。

　　1949年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华侨事务委员会成立(以下简称“中侨委”)，何香凝被任命为华侨委员会主任委员，庄希泉等为副主任委员。1978年12月，庄希泉出任全国侨联主席，并于1982年经中共中央书记处特批入党。时年95岁的庄希泉成为中共历史上年龄最大的新党员。

　　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侨居国政府推行排华政策，大量华人、华侨被迫返回中国。如1954年菲律宾制定新政策，禁止华侨开办新的零售商业，老侨退休或死亡后，后代没有继承权20万在菲华侨生路受到威胁，相当多的人选择回国。

　　为安排难侨，中侨委于1951年8月增设生产救济司，庄希泉任司长，后又兼任难侨处理委员会主任。

　　在当地政府的协助下，中侨委在北京和各大侨乡开办了几十个华侨农场，对归国的华侨和难侨分别进行妥善安排。到1956年上半年，超过20万人的归侨、难侨被安置。

　　根据中央统一安排，回国华侨首先进入各地华文补习学校学习，然后再分配工作。

　　北京归国华侨学生中等补习学校，俗称北京华侨补校，也就是现在的北京华文学院。2013年年底，在北京华文学院的校友新年联谊会上，众多老校友们再次相聚在一起。

　　上世纪从印尼回来的校友朱添华觉得，现在很多人很难理解那一代人回国的选择，“我们那时候回来，确实是一心一意参加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而且“不要父母”。

　　亦有一些力量做了工作，“十几岁的学生，在我们华校老师的感召下，觉得应该回到祖国。”朱添华对《瞭望东方周刊》回忆说，自己当时就是“十几岁的学生。”

　　在移民厅按了七八十个指纹后，朱添华被印尼当局收走了出生证。“要我们宣誓，走了以后，放弃印尼护照。”

　　于是朱添华宣誓，永远不再回印尼。

　　临走之际，他才告诉父母，“我要回中国了”。面对惊愕的双亲，朱添华慰藉道，“家里孩子多，就当把我送给祖国了吧”。

　　1951年6月21日，朱添华与学生们一起上船。大约一周的海上归程后，他们听见了码头上震天的锣鼓声。

　　中共新政权成立后，印尼华侨子弟陶金汉想回国读书，但姐夫对陶父说，孩子回去该去朝鲜战场了。被拒绝后，陶金汉对《瞭望东方周刊》回忆说，自己“闷闷不乐，像着了魔一样”。

　　1952年，父亲松口，临走前把陶金汉和姐姐叫到一起说，“你们回去看看，如果家里好，我也得回去了”。

　　1979年，78岁的陶父回到中国，与儿子一起生活9年后，安然离世。

　　陶金汉在华侨公墓为一家人选了一块三层墓地，“我爷爷的，我爸的，我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