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青年教师非升即走 男教师英年早逝令人唏嘘

　　拼命代课被学生轰

　　在承担高强度教学、科研压力的同时，收入也成为很多青年教师感觉难以启齿的话题。

　　依据北京市统计局曾对北京知识分子分布比较密集的3个行业的比较分析：金融业中2013年平均工资达到20万元/人，教育行业的从业者工资平均仅为8.5万元/人，比信息技术从业者的11.9万元还少了3.4万元。

　　而在高校内部，收入差距也非常悬殊：2012年社科文献出版社曾出版《北京社会发展报告》，对11所北京市属院校、7所部属院校进行问卷调查。

　　调查显示：2010年，教授总收入最低为4.95万元，最高为79.7万元;副教授年收入最低为2.8万元，最高为67.1万元;讲师最高为57万元，最低只有2.2万元。

　　与此相对的是，根据CRIC(中国房产信息集团)数据整理显示，深圳、北京的2015年商品住宅成交均价分别为34474元/平方米和27725元/平方米。

　　“有时会有点不服气，苦读20多年，成绩还那么好，起码得把本给赚回来。”如今月薪7000元左右的夏衍承认自己对收入有很高的期待。问及怎样才算“赚回本”?他思索了一会儿答道：“有车有房，有妻子孩子，父母病了有钱治病，活得体面点。”

　　夏衍说，他曾一度对学校严格的报销政策很不屑，觉得不尊重学者。“好像我们随时要卷款逃跑似的。”而他曾坚信知识分子不会因为钱做不光彩的事。

　　“现在才知道没什么不光彩的，老师也是人，也是上有老下有小，为了生存，有时这点脸皮算什么?”夏衍说，生存的压力，压倒了他的骨气。

　　对29岁的李建军而言，收入也是一块心病，他清楚记得，刚工作时，每月工资只有2000多元，现在涨到了4000多元。为了结婚、买房，其他师资不足的院系请他当兼职授课，他来者不拒，课程表从周一排满到周六。

　　但李建军对其他专业课程并不熟悉，也没有精力备课学习，他开始效仿自己曾经最看不起的一类教师：讲讲故事，念念课本，有时抱怨一下恋爱烦恼，一堂课45分钟很快就过去了。

　　在代课院系的一次“民意调查”中，被系主任寄予厚望、以往“讲课非常棒”的李建军几乎是被学生们赶出了教室。

　　“除了点名、念课本，就是自我吹嘘，把自己从小到大的经历，尤其是成绩表从头说到尾。”有学生站起来激动地说，“我们不是想抨击哪位老师，实在是我们花了一学期时间，一丁点东西都没学到。”系主任和李建军面面相觑，现场尴尬而窘迫。

　　“我知道自己没有多余精力，又舍不得课时费。”李建军说，他和女友工作多年，却连看场电影都要定闹钟起床抢便宜票，“学生时代省吃俭用觉得理所当然，现在却越来越感到痛苦和羞愧。”

　　而他不敢把这些情况告诉家里，“父母都是农民，他们对我的工作特别满意，听着好听，在村里很有地位。”

　　当上讲师后，已经快到30岁的秦婉本以为能稳定下来了，男友却提出了分手，“他本来觉得高校教师清闲、顾家，没想到我又忙又大龄，有时间都要写论文。”

　　她无奈地说：“分手也好，没评上副教授我也不敢生孩子。社会要求女性兼顾家庭和事业，但学校的标准和要求不会因为你是女性而降低，如果不努力，就会逐渐被边缘，然后淘汰。”

　　从公寓往返学校要5个小时，工作越来越忙，为了节省路上时间，秦婉把家搬到了学校附近，“工资每个月到手8000元左右，学校旁边最便宜的一居室每月租金也要5000元，现在就是靠家里支援。”

　　对于他们的情况，教育学者熊丙奇说：“高校贫富差距很大，一些难以独立获得课题、没有科研成果、没有企业兼职的年轻讲师，日子确实会很艰难。”

　　他表示，我国高校教师薪酬通常采用“工资+奖金+津贴”制度，工资部分很低，而奖金和津贴要靠教师从研究、教学中挣出来。“有的高校，博士毕业的讲师，月收入全部加起来只有2000多元，就是在北京、上海一线城市，月收入不到3000元的大学青年教师也不是少数。”

　　他认为，在薪酬体系方面，国内高校应借鉴国外大学，实行年薪制，取消科研提成等不合理的制度，实行“阳光工资”。

　　“从近年的实践来看，科研提成制造了科研经费黑洞，使科研成为某些学者致富的手段，调查显示，只有40%左右的科研经费真正用于科研。”他表示，高校应要取消行政对学术资源配置的主导权，依照学术标准、学术规则配置学术资源，而不是大搞权学交易。

　　对外经贸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廉思在他所著的《工蜂：大学青年教师生存实录》一书中曾披露：感觉“压力大”的受访青年教师总比例达到了72.3%，科研任务、教学任务、家庭经济收入则是他们背负的“三座大山”。

　　他将青年教师比作“工蜂”：工蜂一生都在采蜜，而知识分子一生都在工作。工蜂是蜜蜂中最累的，知识分子也是学术体制中最辛苦的，他们常常以数倍于雄蜂的数量担负整个蜂群的劳动。

　　(夏衍、李建军、秦婉皆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