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青年教师非升即走 男教师英年早逝令人唏嘘

　　僧多粥少的“职称名额”

　　相比于夏衍，中央民族大学的秦婉感觉幸运多了，她很喜欢自己的研究领域，也顺利加入了大教授团队，基本每年都能拿到一个项目，属于夏衍所说的“有人罩着”的青年讲师。对于何时能升副教授，没有“非升即走”、“末位淘汰”压力的她并不着急。

　　但副教授对她而言，意味着尊严和荣誉，是对其学术水平的认可。

　　她说，国内有高校倾向于“选才”而非“育才”、“只愿做拣现成的买珠人，而不愿承担蚌的角色”，让许多青年教师深感“孤立无援”。

　　“好大学不缺人才，可能对我们这些年轻讲师也并不在意，学校的职称名额饱和了，2009年至今，全校教学科研岗一共才评了两个副教授。”秦婉说，她所在的学校，很多主持国家科研项目，且项目排在全国前列的同事，40多岁了仍是讲师。

　　虽然秦婉自认与同事相比表现优秀，但名额有限，在晋升副教授的讲师队伍里，她还远远的站在队尾。

　　同样还有一批不着急的讲师，是像东北农业大学青年讲师李建军这一类，“评副教授我这辈子可能都没希望了，不争了。”

　　东北农业大学并没有苛刻的晋升机制，“我们这边讲师最多可以当11年，到期也不会解聘，只是转岗到图书馆或者校工会，挺好的。”

　　李建军说，东北农业大学虽是一所“211”院校，但他所在的专业却有些先天不足，时而传出停招、撤并的流言，“专业不够热门，招生也就不太顺利。”

　　评副教授要求教师发表一定数量的论文，但李建军说，他所在的人文社科并不容易产生新的学术成果。再加上“边缘专业”的劣势，他索性放弃评副教授，安心做讲师，等时间到了，就转到一个轻松岗位，“等着被讲台抛弃。”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为提升大学业绩，2003年北京大学曾引入“非升即走”、“末位淘汰”的制度，增加教师晋升压力。

　　而当时，北京大学人文社科系反对声非常强烈，认为限时、计量等考核方式不适合人文社科。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也曾在接受学者廉思采访时说，对于文史哲学者来说，40岁才刚刚开始。

　　“文科出成果很慢，要证明一个人的学术水平，科研数量也只是其中一方面，如果你真的踏实刻苦， 十年磨一剑 ，那么即使论文数量不多，在学界也是有话语权的，也可以拿获奖著作来证明你的能力。”陈武元教授说，学校“副教授”岗位有限，势必会产生筛选机制，但筛选机制不应是僵化刻板的“数个数”。

　　对于高校到底是当“挑珠人”还是“养蚌者”，陈武元教授也有些无奈：“如果用一万年来办一所一流大学，我们当然可以关上门好好培养一批讲师，把每一个都培养成教授，现在 两个百年 的发展目标已确定。明确的目标、明确的时间节点，只能让教师间产生竞争，最后拼出几个世界一流水平的尖子。”

　　他坦言，年轻人想要更多的东西，不能等着“你给我”，而应自己付出更多的努力。“不过学校也不是完全不培养讲师，像厦大，每年都把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拨给年轻教师，作为他们自由探索的经费，这个值得学习。”

　　要教学还是要科研

　　放弃评副教授的李建军把战略重心转移到教学上。他花大量时间耐心备课，唯恐做得不够好，“有教学型教师，也有教学科研型教师，我喜欢教学生，也能胜任，科研做不了就算了。”

　　李建军说，他所在的专业教师本就不多，读博士、忙科研，不少人不愿分散精力上课，大部分专业课都由他来负责。

　　“考研、保研成功的学生比以前多了十几倍，很多都是去了985名校，也算我的一点成绩吧。”李建军将这份工作看得很神圣，他既是教师，又像辅导员，“像双学位报什么、什么时候找工作，甚至听话孝敬父母，我都点醒点醒他们。教书育人，不光授业解惑，更要指明方向。”

　　如今，执教5年的李建军被认为是全系讲课最好的几位讲师之一。在大多数情况下，他可以轻松自如地掌控自己的课堂，让学生有所收获。

　　相比起李建军，夏衍与学生们则显得更有距离感，他教课不多，交流更少，“能保证他们顺利毕业就可以。”

　　夏衍说，自己上大学时有教师任务式教学，照本宣科，内容难以下咽，让他一度对学习失去兴趣，后来留学国外，教授带着学生探索钻研，他才第一次爱上自己的专业。

　　那段国外留学的经历让他总想着自己当老师时，一定要教好学生，但他很快发现，自己要“教学和科研兼顾是几乎不可能的”，为了完成科研，通过考核，他也开始效仿自己以往最看不起的教学方式。

　　“不过现在学生也越来越不好 糊弄 了。”秦婉说，课时负担过重，既要备课、讲课，又要忙于科研，自己对教学也是力不从心。

　　但她觉得，现在名校的学生水平也不低，不少学生会将自己看作“消费者”，通过评教制度给出“用户体验”，从而影响教师的职称评定，而教学监控也越来越规范，“很多学校甚至会全程摄像。”

　　秦婉现在每周上14节课，为了按质按量地完成教学，科研只能熬夜去做，“现在就是希望开校运动会能冲掉几节课。”

　　对此，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陈武元认为，高校应该给年轻教师更多科研机会，而不是加重教学任务。

　　“年轻教师讲课很难做到深入浅出，往往照本宣科，再加上着急发论文评职称，上完课就走人了，对学生课业上的帮助很少。”他表示，年轻教师应该多做科研，50岁以上的教师则是把课上好，这才是教师的成长规律。

　　中科院院士王梓坤在接受《光明日报》采访时也表示，如果不能在职称评审上向青年教师倾斜很多的话，至少也要给他们学习的机会，这就要规定青年教师的年课时量，不能让他们一走上工作岗位就长期超负荷运转，从而失去了学习进修与从事科研的时间。

　　而对于李建军这类讲课讲得好但科研不达标、因此评不上职称的青年教师们，副研究员冯倬琳建议，在评价教师时应将教学型、科研型、并重型加以区分，“青年教师的发展之路各异，无论是立足教学，还是从事科研，都应激励引导、人尽其才，着力点不同，应该分类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