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揭防癌体检火热真相:肿瘤标志物被滥用

　　大约7年前的一天，吴海云在半夜三点接到一位朋友的电话，这位副部级官员在电话里的声音显得非常焦虑、紧张。吴海云赶紧问出了什么事。对方说，他最近做了一次体检，其中有一项“肿瘤标志物”检查的结果超过正常值。当时这位朋友正在争取晋升的机会，他着急地说，“我都不敢告诉任何人。你说我是不是要死了？该怎么办？”

　　吴海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即301医院)心血管科主任医师，他听完对方的叙述却哈哈大笑起来，对方听到笑声也稍稍放松下来，便追问他缘由。吴海云简单又笃定地说：“没事，你放下电话，安心睡觉，每天该干啥干啥，不用管它。”这位官员便相信了这位经验丰富的医师的判断，此后身体并没有 “恶化”起来。第二年体检过后，他果然高兴地告诉吴海云，“这项指标又正常了。”

　　被滥用的肿瘤标志物

　　目前，几乎所有的体检都包括两项基础的肿瘤标志物检查：甲胎蛋白(AFP)与癌胚抗原(CEA)，这两项分别是肝癌与消化系统癌症的辅助诊断指标。而在更高端的体检套餐里，肿瘤标志物已经增加到了13项，很多体检机构还专门推出了“防癌体检套餐”。

　　在慈铭体检机构的网站上，8个体检套餐项目中，有6个均有肿瘤标志物的检查，标价586元的男性套餐和标价663元的女性套餐均检查AFP、CEA两项；标价1641元的男性D套餐检查AFP、CEA、T-PSA(总前列腺抗原)、F-PSA(游离前列腺抗原)；标价1936元的女性套餐D检查APF、CEA、CA125(糖类抗原125)和CA153(糖类抗原153)。

　　面对如此复杂的防癌套餐，某三甲医院检验科主任表示，体检时查肿瘤标志物意义不大。他认为，目前所有的肿瘤标志物都不适合用于健康人群的肿瘤筛查。

　　对此，吴海云解释说，“一般来说，肿瘤标志物只能作为肿瘤患者监测其病情发展、治疗与康复的指标，不能作为判断一个人有没有癌症的标准。健康人的血清里也会偶尔含有这些标志物，用它们来作癌症筛查，敏感性和特异性很低，因而常常出现‘假阳性’的结果，所以这种笼统的肿瘤监测项目，往往没有太大意义。”

　　国际医学检验学领域最权威的学术组织美国全国临床生物化学学会(NACB)于2008年和2010年分别制定了睾丸癌、前列腺癌、直肠癌、乳腺癌、卵巢癌、肝癌、膀胱癌、宫颈癌和胃癌的肿瘤标志物使用指南。这些指南都明确指出，肿瘤标志物不适合用于普通人群肿瘤的筛查。NACB的指南不仅阐述了该学会的立场，还汇总了其他各科专业学术组织关于肿瘤标志物使用的比分。各专业学会的立场与NACB大致相同，认为在普通人群中采用肿瘤标志物进行肿瘤的筛查是徒劳的。

　　据介绍，现今所知的肿瘤标志物， 绝大多数不仅存在恶性肿瘤中， 也存在于良性肿瘤、胚胎组织、甚至正常组织中。因此， 单独发现肿瘤标志物肿瘤升高， 不能作为肿瘤诊断的依据。因而，对健康人进行这些检查并不能减少肿瘤死亡的风险， 反而增加很多不必要的担忧和额外的其他检查。一位临床医生直言不讳地说，肿瘤标志物全套用于健康人群筛查，跟滥开药物的行为没有什么区别，大多都是源于“你懂得的原因”。

　　真正有效的癌症筛查，需要根据一个人的家族病史、年龄、性别等因素来做具体有针对性的检查。比如，有肺癌家族史，或年龄大于50岁、每天抽烟一包以上，连续抽了20年以上的人，就需要做肺部的低剂量螺旋CT。吴海云介绍说，再比如， 对45岁以后的女性来说，定期筛查宫颈上皮内瘤变(CIN)和人乳头状瘤病毒(HPV)感染，有助于发现早期恶性病变，有效降低宫颈癌死亡率，且不会增加对良性病变的过度治疗。

　　前列腺癌怎么了

　　对于肿瘤筛查，吴海云还有一些听起来很“偏激”观点。他说，由于人种不同，美国的癌症谱系也与中国人的不同，因此，一些适用于美国人的检查对于中国人来说也许意义并不大。他举例说，美国人的乳腺癌多是温和型的，发展缓慢，因此，美国女性在45岁以后积极做钼靶检查会有很高收益。但中国人的乳腺癌多为烈性，起病急、病程快，就算你刚刚做了钼靶检查没事，也有可能在下个月就得了乳腺癌。

　　前列腺癌特异性抗原PSA的检查是另一个广为人知的例子。前列腺癌是美国男性发病率第一的癌症，因此美国人对筛查前列腺癌特别重视，但它在中国的发病率比较低，且发病年龄多在老年。“假如一位身体其他方面都很健康的80岁老人因为做了一次体检发现了前列腺癌，你说还要不要治疗？我认为不需要。”

　　对于吴海云的这个说法，北京大学泌尿外科研究所教授薛兆英说，国际上对于早期前列腺癌是否需要手术的问题一直存在争议。在欧美国家， 早就有医生主张对某些早期前列腺癌病人采取不开刀而只做“观察性等待”的方式进行处理。“这样做一方面考虑到前列腺癌发展的进程很慢，而老年患者预期寿命又比较有限这一特殊性，另一方面也避免了手术所引起的各种并发症。”

　　薛兆英说，在“观察性等待”的过程中，对前列腺癌患者一般不做任何治疗，只通过定期检查和监测一系列指标，来判断前列腺癌的进展状态，并根据情况决定下一步是否需要转为手术或其他治疗。

　　实际上，上述观点有调查数据的支撑：欧洲的研究提示，推广PSA筛查虽使前列腺癌的死亡率略有下降，但极大地增加了社会医疗成本，即治疗48例患者才有机会使1例患者的生存期延长，而其余47例筛查结果阳性者，则很有可能因接受内分泌治疗而不再拥有性生活，或由于接受手术治疗而影响终身排便。研究人员认为，经PSA筛查而诊断为前列腺癌的患者正遭受着“过度治疗”的伤害。

　　2010年3月9日，PSA的发现者、美国亚利桑那大学医学院免疫与病理学系教授理查德·埃布林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关于前列腺癌的重大错误》的评述性文章，指出自1994年PSA被用作癌症筛查最常用指标以来，全美每年用于PSA筛查的单项费用已超过30亿美元，但该检测对前列腺癌的预测效率，“几乎不比投掷硬币决定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