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靠有偿补课购房买车 两名小学生服毒自杀反抗

　　经知情人士点拨，这位邻居才恍然大悟：“原来是这些老师为了对得起家长付出的不菲报酬，通常会把即将测验、考试的题目透露给学生或者一遍又一遍地辅导学生相同的题型，以造成一种‘孩子成绩上去了’的假象。”

　　闹心归闹心，事到临头，程师傅也没有其他选择。他打算过完年赶紧把女儿送到班主任家补课，“这事再也不能拖了”。

　　其实，他也不敢拖。

教师的第二职业

教师靠补课捞外快，在阜南已成为公开的秘密。

　　当地一位退休的马老师告诉《法治周末》记者，每到寒暑假、星期天，甚至中午和晚上，随便去一个班主任或主课老师家，经常可以看到成群结队补课的学生，初中生尤盛。

　　2007年前，当地还只是个别老师趁暑假偷偷补课，然后逐渐发展到在外租房办班，在家里办补课班，甚至投资几十万元，专门买上一套商品房当作补课基地。

　　结果就形成了目前这种局面：老师“下旨”，家长执行，学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教师把补课变成了心照不宣的“第二职业”。

比如姜老师办的这个补课班，20多名学生，人均收费600元，一学期收入12000元，不低于她每月2000元工资的总和。

　　就在此事发生前的上个月，实验中学高一的一位班主任在校外租房，规定学生每周六补课一天，每人每学期收300元，不去补课的，以晚自习为由收费200元。

　　按一个班有学生60名，补课与不补课的人数各占一半来计算，共收费15000元，平均下来远高于他的月工资。

　　阜南县一直是国家级贫困县，2009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仅2825元。

　　周家亮有两个孩子上学，女儿周周户口不在县城，托关系交了8000元借读费，已经耗干家底。一学期再交600元的补课费，对他这样靠种地为生的家庭，已有些力不从心。

　　而阜南二小3000多名学生里，有一半以上来自农村。有的家长为此不得不分期付款交补课费。

　　不过，在补课老师眼中，这点补课费并不高。相比南方一些发达城市，小学一个班主任老师，给五六名学生补上20节课，就有上万元的报酬，他们不过是收了点小钱。

　　但就是这点看似不起眼的小钱，短短几年间，让当地一些普通的中小学教师，拥有了两三套商品房，开上了私家车，身价百万元，一跃成为标准的中产阶层。

　　因为利益的驱动，补课不仅成为老师新的经济的增长点，而且已发展成为一种规模化的产业。

　　补课老师有时会借用别的学校教室为本校学生补课，或是以和社会力量联合办学为名给学生补课；再就是以学校教师被社会力量办学机构聘用为名招揽本校学生补课；也有的老师以提高学生学习成绩为由开各种新课补习班。

　　对这种补课致富，阜南二小的李校长说，并不完全是社会上所说的，都是老师为了捞钱。有一部分家长，想通过给老师补课费，占有更多的教育资源，客观上纵容了老师。

　　当地几位重点中小学校的老师就遇到过这种事，有些家长执意邀请他们补课，出于礼貌，他们不好拒绝，于是就“故意”抬高价钱，希望那些家长“知难而退”。

　　没想到，这样做的结果非但没有阻止家长们的补课热情，反而使得水涨船高，补课费越来越昂贵。

相关处罚过于仁慈

对多年来发生在眼皮底下的收费补课，难道教育主管部门毫不知情？

　　“老师在补课班上讲，只要媒体不曝光，他就不害怕。”马老师告诉记者，其实在每学期结束时，各学校校长都会打招呼让教师不要在校外办班补课，教育部门也出台了一系列举措来制止，可大家都心知肚明，只要不让媒体曝光，校长和教育部门是不会管的。

　　即便有人举报了，通常的处罚也就是取缔补课班，退回补课费，老师写检查，通报批评或记过，被开除的几乎没有。

　　这次姜老师事件，虽然遭遇省内外多家媒体报道，结果似乎也不例外。

　　11月21日下午，阜南县教育局在全县中小学校长大会上通报了对此事的处理结果：“给予姜老师记大过处分，给予李校长和班主任郝老师记过处分。”

　　得到这个消息，姜老师的态度是“能理解，无所谓”。

　　这种“一年(记过)或一年半(记大过)不参加评优评先，晋级提拔”的处罚措施，对老师的个人前途影响并不大，马老师告诉记者。

　　事发后一直要求开除姜老师的家长王峰，认为这种今天纸上记一下，明天就过去了的“记过”式处罚，过于仁慈，对补课老师根本起不到震慑警示作用，甚至是鼓励和纵容。

　　“如果不信，你问问阜南二小的领导，现在还有没有老师在校外收费补课？”

　　当记者把王峰提出的这个问题，当面请教李校长时，他回答得很干脆：“我不能保证没有。”

　　“即使开除了姜老师，谁能保证，阜南就能彻底清除收费补课现象？”李校长认为，在目前法律尚未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仅靠某一地区或学校对老师从事收费补课作出限制和规范，的确有难度。要杜绝此风，必须由国家有关部门系统性地制定和出台具体法规条例，予以规范。

　　“我不想让此事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县委一位领导告诉《法治周末》记者：“刚开始，教育局的处理意见是将姜老师调离教师岗位。但看到她丈夫暑假刚出车祸，她自己又出了这个事，从挽救和教育的目的出发，我们不想一棍子把她打死。”

　　“不要再纠缠责任了，因为孩子毕竟没啥大事。”事发后，有人劝王峰。

　　与王峰不同，周家亮的态度更近乎息事宁人：“小孩子没事就完了。”

　　在宣布这个处理意见的当天上午，当周家亮和王峰与李校长签完“二小承担两个孩子全部住院费(15000多元)，补助给每个孩子6000元的营养费，为她们请一个心理辅导教师，并安排到其他学校上学”的协议后，一走出阜南二小的大门，周家亮便拿出手机，删除掉所有与此事有过联系的记者和律师的电话号码。

　　作为家长，周家亮不想再提及这件事，怕一不小心伤害到已经转学到外校读书的女儿。

　　11月28日的下午，当《法治周末》记者在阜南二小六年级6班，周周和平平曾经读书的教室，问一个叫欣欣的同学：“如果下次遇到老师办补课班，你去还是不去？”

　　这个11岁的小女孩，在使劲眨了一下眼睛后，回答说：“应该会去，也应该不会去。一切听妈妈的！”

　　那么，妈妈听谁的呢？

　　作为学生家长，王峰现在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别说600元，10万元我都会掏。”(文中学生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