汀溪大丘田唯一村民回归 病重身体竟慢慢好起来

　　结伴

　　仓管员开心，终于有伴了

　　叶文传老人的回归，最高兴的莫过于64岁的倪木良了。

　　倪木良不是本村人，只能算“过客”，他在大丘田村上班，一个月1600元工资，为村里的一户村民看守仓库。

　　倪木良说，即便是大白天，村庄里依然安静得可怕，更不用提晚上了。他的前两任，都因为受不了寂寞和恐惧，先后都离开了。他年轻时当过民兵队长，在山林里摸爬滚打惯了，也就安心住了下来。

　　倪木良说，没有人的村庄，一到晚上，便笼罩在漫无边际的黑夜之中。他常常太阳还没下山就早早把门关上，把自己锁进屋子里。以前还有一台电视机，后来电视坏了，他便花了40元买了一台调频广播音箱，“能收到10多个频道，信号不是太好，可起码能够做个伴”。

　　倪木良说，一个人吃稀饭，一个人喝茶，一个人听广播，每天不知道做什么好。最开心的莫过于路过的人突然造访，向他讨茶水喝，尽管素不相识，但起码可以说上几句话。还有是夜里野猪下山的声音，听着亲切。人退野猪进，野猪们喜欢在夜里成群结队到村庄转悠，没有吃的，拱一拱村庄里到处恣意生长的野草，也能找到乐趣。

　　倪木良说，叶文传老人回来了，终于有个伴了。还有，老人年迈，他愿意义务帮忙照看。每天早上8点，他都会往老人住的老房子那里张望一下，“看看他家的房门有没有打开，如果没有，就马上给他的儿子打电话。”

　　无奈

　　村民都走了，组长仍忙碌

　　廖建兴是大丘田村的小组长，土生土长的村里人。村民一个个走了，房子一栋栋空出来，大丘田村变成了地图上的一个符号，对此，廖建兴很无奈。

　　“小时候一到晚上，干完农活的村民聚在房前屋后喝酒谈天，小孩子在门前追逐玩耍，可现在冷冷清清的。”廖建兴说，虽说都住城里了，可村庄的记忆挥之不去。每到过年前，他总要回村里给老房贴春联，把老房修葺一番，“老房子不能倒啊，祖祖辈辈都住里面，很有感情的，以前的记忆都在房子里”。

　　廖建兴说，每年村庄固定的民俗日，离开的村民都会集中回村，中午12点聚集在村里的起码上百人，但热闹是短暂的，下午3点过后，人们陆续离去，村庄又回归平静。

　　尽管村子已经没人了，可是作为村民小组长的他，平时依然要为村里的事忙碌着:有人想到村里投资，他当向导带路；要选举了，他挨个通知村民回村开会；在外事业有成的村民萌生回村翻建房子的想法，他也帮忙张罗。

　　对于村庄的“复活”，廖建兴充满期待:“建新房子就是打算回去住的，说实话，等我有闲钱也回去建，叶落归根，那才是归宿。”

　　数据

　　半岭行政村

　　户籍人口1270人，常住人口仅100人

　　汀溪半岭村有9个自然村，大丘田村是其中之一，半岭村位于汀溪西北部，山地多，有山地12750亩，林地11500亩，有“地无一步平”之说，地广人稀，户籍人口1270人，如今9个自然村的常住人口加起来仅100人左右，除了大丘田自然村今年回村一人，会林自然村目前还剩8人，半岭自然村还剩10人。

　　全国

　　每天有80个到100个村庄消失

　　相关部门统计数字显示，在2000年时，我国拥有360万个自然村，但到了2010年，这一数字变成了270万。也就是说，10年间就消失了90万个自然村。也就是说，每一天中国都有80个到100个村庄消失。

　　观点

　　这是一种进步

　　集美大学财经学院院长梁新潮认为，同安大丘田村的现象，是厦门乃至中国城镇化进程的一个缩影，也是传统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正常现象，这是一种进步。今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新型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将有利于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在新型城镇化趋势下，农民变成了市民，就近解决生计、教育等问题，寻求更好的生活。今后，传统的一些村落虽然没落了，不过，农民的精神寄托，有望突破小自然村的范围，在更宽广的地域，得以寻根筑梦。

　　这并非好事

　　“传统村落是农耕文明留下的最大遗产，它寄放着中国人骨子里的灵魂。”著名作家冯骥才认为，传统村落的消失速度太快，城镇化是村落消失的主要原因之一。大量农村人口进城务工，村落空巢化，出现无人村，其所蕴涵的大量文化信息、形态随之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