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因同名背负罪名10年 当年案犯进入律所工作

　　“如果公安局的人没有经过系统的法律学习，可能犯错，那法院为什么不能仔细审核信息?”

　　然而在这个总是谨小慎微的家庭，“不速之客”只是潜伏起来，并未离开。它随着2007年的一个电话再次显形。

　　那本是一个喜庆的年份。从合肥通用职业技术学院毕业的夏添，终于找到了第一份工作，在一家通讯公司录入单据。北京奥运会将在次年召开，全国上下都在为此做准备。但夏家的白色电话机突然又响了，唐小琳这才知道，稀里糊涂地，夏添也进入为奥运“准备”的行列——因为曾经的“犯罪信息”，他成了派出所的重点监控人员。

　　放下电话，唐小琳直奔派出所。那里的人告诉她，这份监控名单是从法院来的。而从法院，她却只得到一个并不明确的解释：“这可能是卷宗里的东西没有改彻底。”

　　这让唐小琳想不明白，既然当年已经发现错误，为什么不能改彻底?她认为，既然当年自己的丈夫亲眼看见派出所的文件被改正，那这些遗留在法院卷宗里的痕迹就是让错误卷土重来的唯一原因。

　　如今当中国青年报记者带着唐小琳当年的疑惑，来到蜀山区法院时，副院长朱加强说，法院的判决书没有上网，因此，当年发现错误并从宁国路派出所撤回判决书以后，“法院的工作就完成了”。

　　“也就是说，没有必要修改判决书?”记者问。

　　“对。”朱加强回答。

　　“如果2003年法院对卷宗里的判决书做了修改，是否可能避免后续的错误出现?”记者又问。

　　朱加强表示，这两者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至于2007年的监控名单来自哪里，他的解释是“法院并没有给公安送过名单”，“可能是政法委要求公安机关出具名单，公安机关根据法院的判决书制成的”。而合肥市公安局蜀山分局则告诉记者，是“其他相关部门下发了一批前科人员名单，其中仍有未更改的夏添错误判决信息”。

　　无论如何，在2007年，让法院彻底改正错误是唐小琳唯一的要求。

　　“如果公安局的人没有经过系统的法律学习，可能犯错，那法院为什么不能仔细审核信息?”唐小琳说，从这时，她开始怀疑这里边会不会有“猫儿腻”。为此，她还给当地纪委的网站写了一封信。

　　对此，朱加强解释，在当年的案件中，庭前审查阶段，犯罪嫌疑人并没有对身份信息提出异议，而公安机关提供的又是具有效力的户籍信息，因此成了判决书生成的主要依据。

　　事实上，2003年时，站在法庭上的夏添已经意识到错误，并且提了出来。但是，朱加强告诉记者，在审判过程中，法官处于“居中裁决”的角色，只以事实为依据，而不偏信任何一方的意见。由于夏添提出异议是在抗辩阶段，而且没有提供身份证明，所以法庭并未采信，只在判决书上留下一行“被告人夏添辩称，起诉书指控其出生日期有误，应为1983年10月3日”的记录。

　　对此，没学过法律的唐小琳想不明白，当事人都提出异议，为什么还是改变不了现实。

　　“你们对我儿子一直监控，是不是让另一个夏添就失去监控?”唐小琳也曾当面向法官提出质疑。

　　当事法官向她保证，另一个夏添并没有“失去监控”。这时的他，已经从合肥学院毕业，在连续考了两年之后，在这一年考取了“一所国内顶级高校的法学院研究生”，并“在这所百年名校里取得了一等奖学金”。

　　从法官那里听到另一个夏添的消息后，唐小琳记得自己第一反应是高兴，“浪子回头了啊”。她还暗自庆幸2003年的时候没有揪着那次错误不放，要是万一把事情弄大，“那个孩子就完了”。

　　让唐小琳看到希望的是，在接下来的半个月，当事法官几乎天天来自己的单位赔礼道歉，“像上班一样”。唐小琳这次又差一点心软，但最终还是忍住了。虽然法官说口头道歉，承诺一定会改，但唐小琳还是坚持要求，一定要出具书面材料。最终，她得到了一个盖着蜀山区人民法院公章的“说明并予郑重道歉”，以及一份具有法律效力的“改正裁定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