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因同名背负罪名10年 当年案犯进入律所工作

　　“那个法官人也怪好的。”唐小琳说。虽然和法官说着说着就吵起来，但临走的时候，法官会交待她的同事：“唐大姐最近心情不好，你们要担待一下。”

　　最后，除了正式的书面材料，法官还以自己的名义手写了一封道歉信，其中写到：“希望和夏添成为朋友，互相帮助。”

　　到现在，唐小琳都觉得，法官的道歉信非常诚恳。但在当年，这依然没有让她放心。为了“杜绝后患”，她还让管辖派出所也出具了一张打印在白纸上的证明，证明儿子夏添“一贯表现良好，无犯罪记录”。

　　尽管没有人要求，唐小琳还是偷偷撤下了给纪委写的信，“我们合肥有句话，叫光棍只打九十九，不加一。人家改了就好，何必把人拉下水呢。”

　　“我的眼前好像有雾霾，前方看不清楚”

　　白纸黑字、盖着鲜红印章的文件，也未能阻止2013年11月15日那噩梦般的电话再次响起。

　　挂掉电话，剩下的一段路，唐小琳是推着自行车回家的。她感觉自己跨不上车子了，身上的血“一股股往脑子里涌”，把脸都烧红了。

　　“幸亏没有高血压，要不肯定脑溢血了。”事后，她自嘲地笑了笑说。

　　回到家，唐小琳把菜往地上一扔，顾不上跟儿子打招呼，就开始找当年的说明和改正裁定书，以及派出所出具的证明。

　　她庆幸自己坚持要了这些文件。“万一没这些文件，还能找谁说得清楚?如果当时的办案人员也都不在了，谁还能证明我儿子没罪?”到现在，唐小琳甚至后怕多于愤怒。

　　看到一回家就翻箱倒柜的母亲，夏添意识到出了问题。当听到自己的案底依然没有清除时，他感到害怕。爱吃的三河米饺放在桌上，等着吃早饭的他却没了胃口。

　　对于夏添来说，在他30多年的人生中留下明显印迹的是多发的疾病——小学时因股骨头坏死做手术;刚工作不久又被诊断出脑瘤，动了手术，如今每天都要吃药;1.5米的身高，让他常见到别人的窃窃私语。然而十年来，让他更加耿耿于怀的，却是这个如影子般摆脱不掉的案底。

　　“对于疾病，我还相信有一天科技发达了总能治愈，但是要改掉这个案底，我真的不知道该找谁了。”双手支着头，夏添说道。他有时候会想，这个案底会不会跟着自己一辈子。

　　甚至，看到有人被警察错抓的新闻后，他也会暗自心惊：自己说不定哪天就会遇到!

　　母亲安慰他，可以把法院的说明随身带着，如果有人盘问就拿出来。但这还是没能打消他的疑虑——从2007年到现在，他从来没有出过安徽省。

　　“万一在外省被公安局叫去配合调查了，就没有那么容易讲清楚了。”他也知道自己有些担忧过度，但就是忍不住这样想。

　　有时候，夏添还会偷偷想，怎么如此倒霉，偏偏有人和自己重名。“要是当时取个三个字的名字就好了。”他苦笑道。

　　对于唐小琳来说，儿子的名字别有深意。她还记得，儿子出生的日子在盛夏，是一个大热天。所以她在“夏天”的“天”字加了一个三点水，希望能够降降温，让他少受点热，而家里添了一个小子，所以又在“天”下面加了一个“小”字和一个点。

　　但到现在，她自己也开始迁怒于这个名字了。有人曾跟她说，这个与“天”谐音的名字“太高”，“命低”的人配不上。

　　“说不定，要是当时听人家的，把名字改了就好了。”唐小琳心疼被疾病和乌龙案底交替折磨的儿子。

　　证明儿子清白的那几份文件，唐小琳一直保存得很好。虽然自称不善保管，还因为老丢东西而被朋友称为“落蛋鸡”，但几张薄薄的纸在她家的位置一直没变。连装文件的信封，用的都是当年法院给的那个，唐小琳还在信封上大大地写下了儿子的名字。

　　按照与警官的约定，第二天，唐小琳去了派出所和法院。

　　接待她的人已经换了一茬。依靠她手里的文件，人们还是很快意识到这是个错误。但是等到调查结果出来，唐小琳甚至更失望了。这次的错误信息，来自看守所——一个从来没有打过交道的新机构。

　　这份来自看守所的材料，提供了唐小琳儿子夏添的照片、身份证号以及家庭住址，却同时填了一个不属于他的身高和足长。

　　派出所的文件已经在2003年改正，2007年法院判决书上的错误痕迹也被一纸文件擦除干净，从来没有去过的看守所，为什么又会出现儿子的信息?唐小琳糊涂了。

　　对此，公安机关解释，虽然错误信息在2003年做了修改，但当时处于“信息化刚起步”，各个部门都在建系统，“各个系统之间是孤立的”。这一次的错误，是“2007年后公安信息系统联网整合时其中一个信息系统将错误信息导入造成”。

　　“由于权限有限，我们并不知道这些数据被哪些系统拿过去了。”在接受电视采访时，蜀山分局的王德军副局长说。

　　这让唐小琳更加迷茫。她一边四方奔走希望再一次改正错误，一边开始认真地考虑，如果自己有生之年还不能把这个问题彻底解决，本就胆小谨慎的儿子，将来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