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发现聚落遗址 主干道上发现“豪车”才配有的盖弓帽

出土“X子乡”陶片 四川发现的年代最早“乡级”实物

　　杨波介绍，出土的器物中，一块双耳罐残片尤为重要。“这块陶片上刻有‘X子乡’的字样，比较确切的表明了指路村遗址的性质应该是乡一级的基层聚落。这在汉代考古中，是极为罕见的。”杨波说，指路村遗址的发现，是首次在遗址科学发掘中出土的带有乡名的陶文，极有可能是遗址在秦汉时期的名称，尤为可贵。

　　杨波介绍，此前，在四川凉山州也曾发现过碑上刻有县乡级文字，但其年代在东汉时期。而此次发现的“X子乡”陶片，则是到目前为止，四川地区发现的西汉时期最早明确了乡镇一级单位的实物。

　　杨波说，西汉时期，乡、里一级算是基层聚落较小的行政单位。陶片的发现为汉代基层聚落考古提供了详实的实证资料，考古队通过发掘过程中对其他遗物、遗迹的多方佐证，最终确定了该遗址的性质，为汉代乡一级的基层聚落。

　　杨波推测，“X子乡”的名字由来可能与当时生活在此地的人物爵位相关。“古人取名字时可不是随便的，而是有所指向、有所代表的。”他说，一般名称会有一定的民族性或带有思想观念，而这个“子”似乎反而没有体现什么。从移民的来源地考虑，在战国到汉代时期流传着一种说法，“子”是一种爵位，那这里生活的人们会不会是从某些封地而来？

主干道上发现“豪车”才配有的盖弓帽

专家：这里也许曾住着王侯贵族

　　杨波说，在对遗址的清理过程中，发现了不少重大遗址和遗迹，其中一条汉代道路吸引了考古专家们的注意。这条道路为东北-西南走向，宽度在4米左右，路面上铺设的卵石虽然被破坏严重，但仍保存着一定的排列规律。道路两侧，为了防止路面积水开挖了两条排水沟。

　　“根据这条路的规模和设施处理，我们初步判断他是汉代基层聚落的主干道，是进出聚落比较重要的道路。”杨波说，今后可以顺着路的走向进一步钻探和发掘，有利于弄清楚遗址的布局。

　　有趣的是，工作人员在这条路附近，还发现了一个长约5厘米的盖弓帽。盖弓帽是什么？杨波解释，这是古代牛车或马车顶部，用于支撑伞架的车辆配件。它的发现意味着，这里曾经居住着有地位、有身份的人，只有他们的“豪车”才配拥有盖弓帽。

　　此外，不到1000平方米的地方，共发现了3口水井。3口水井的年代有早晚，但是形制大致相同，都是陶质井圈。遗址出土的器物以陶器为主，陶日用器主要有罐、瓮、盆、钵、釜、豆、甑、釜形鼎等。

　　通过出土器物初步推测，杨波认为，这处汉代基层聚落年代跨度主要在战国晚期到东汉晚期，中间有过两次兴衰，从秦代到西汉初期以及东汉早期出土器物比较丰富。他认为，聚落变化可能与当时的移民情况有关。

　　据《华阳国志》记载，“惠王27年，仪与若城成都，周回十二里，高七丈；郫城周回七里，高六丈；临邛周回六里，高五丈。”古籍里提到过郫城、邛城、成都城三座城市，杨波推测，筑城需要大量劳动力，而劳动力的来源除了当地招收，另一个就是从外地引入。“安置外来人口总需要一个点，有一种推测，这个聚落也有可能是当时用于安置这些外来人口的。”

指路村汉代“乡级”聚落形成 或与秦灭巴蜀后三次移民风潮有关

　　观水有术，必观其澜。同样，回望历史时，社会大变革时期转型时期，也必然是人们所关注的。杨波说，指路村遗址的年代点恰好就在这一时期，出土器物反映了巴蜀文化、土著文化向中原统一的汉文化的转型。

　　杨波说，遗址中不仅存在大量例如釜形鼎等巴蜀文化器物，也有不少带有中原文化色彩的器物，例如瓮、盆、甑、罐等。从房屋遗址看，发现了不少瓦当，这也是汉文化的一个佐证，当时的巴蜀地区并没有使用瓦当的习惯。而出土的瓮棺也是秦汉时期较为常见的形式，这种用盆和瓮搭配的方式具有典型的关中平原特征，在古蜀地区是不存在的。同时，这次发掘的房屋建筑方式差异明显，反应了汉代人居住方式的转变，也为四川地区汉代居址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

　　杨波说，考古发掘出土器物中，存在的带有外来文化色彩的器物占有很大比重，这说明此地确实是一个受到外来文化影响的重要地区，而这些器物的主要来源地为秦。

　　公元前316年，秦灭巴蜀。统治者为了巩固江山，采取了一系列移民措施。杨波介绍，这些移民措施中，一是当地屯兵，屯兵就意味着有一批人要驻扎；二是移民支边，这又分为两类，一种是犯罪后被迁移的，例如吕不韦和嫪毐造反后，全家被迁徙至巴蜀地区。

　　另一种是汉代后鼓励支边形成的一股移民风潮，例如卓文君和司马相如。到了汉武帝西南开发时，又拥有一次大规模移民。这几次大规模移民都为巴蜀地区带来了不同的文化碰撞，以致于多种文化器物再次显现，这为研究巴蜀文化的消化、汉文化的兴起和扩张，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材料。（记者 戴竺芯 摄影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