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西医院院长石应康自杀之谜：“心凉，还是心虚”

“动了所有人的蛋糕”

　　进入位于成都市锦江万里桥头的华西医院，道路两旁排满了人。越往里走，人越多。门诊楼大厅人头攒动。华西医院这艘“巨轮”，并没有因为石应康的离去而有什么变化。一切都在繁忙而有序地运转着。

　　华西医院的历史，可追溯至美、加、英等国基督教会于1892年在成都创建的仁济、存仁医院。作为全国范围内地位崇高的知名医院，素有“南湘雅、北协和、东齐鲁、西华西”之称。

　　尽管如此，上世纪90年代初，地处西部地区的华西医院处于发展的低潮时期，当时其规模和医疗服务量在中国大约只能排在前50名。

　　1993年，42岁的石应康被任命为华西医院院长，成为当时中国最年轻的三甲医院掌门人。石应康后来解释说：“当时医院发展遇到瓶颈，学校决定重组医院领导班子。院长原本让我做院办公室主任。那时我年轻气盛，跟当时的（华西医科大学）老校长说，要当就当院长。”

　　带着这股冲劲儿，石应康上任后从医疗服务管理，到后勤部门，再到科研规划的制定都有创新和发展。甚至连反对他的人也不得不感慨“石应康是个管理天才”。华西医院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干部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石应康几乎动了所有人的蛋糕。”

　　当电脑刚刚普及的时候，石应康就规定挂号人员必须在短期内学会电脑。而当时那批人大多是40岁以上的老员工，他们纷纷对这个规定表示不满。石应康的回复是，必须学会，否则开除。半年之后，华西医院完全实现了现代化的门诊服务体系。

　　华西医院如今有序的运转得益于石应康一手设计的各种创新制度，其中包括“医生跟着病人走”“系统疾病联合诊疗”“临床检验服务整合平台”等等。通过这些措施，他对这座庞大的医疗机构实施了流程再造，并强化了学科交叉和临床重点专科的建设。

　　2003年，为了推进医院的科研发展，石应康在华西推出新的制度，规定所有新入院工作的博士生必须进站做博士后，两年之内发表SCI文章或者申请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否则一律不得成为医院正式员工。当时，不少博士生已经进入科室临床工作，但依然被召回做科研。这种做法遭到了不少学生的反对。他们纷纷通过各种途径来表达不满。

　　那个时候，郭应强刚刚博士毕业，作为石应康的学生，他不敢将那些反对意见反馈给导师。当时郭应强已经在华西医院待了十年，但是毕业后要想留在心外科，还要获得三个认可：科室对其临床技术的评价、护理团队对其协作能力的评价、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对于上述要求，郭应强觉得，“他就是不想留我，所以才提了根本遥不可及的条件。”

　　在博士后工作两年就要结束的时候，郭应强又碰到了一件他难以理解的事情：石应康让他借调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半年学习科研管理。郭应强对此很不以为然。他对石应康说，“老板，我不想去。”坐在他对面的石应康猛地拍起桌子，只说了一句话就走了，“郭应强，你今天必须去！”后来，郭应强再次体会到石应康的用心，“从科研的组织和管理来讲，很多东西是在这种专业的管理机构之外永远学不到的。”

　　石应康的强硬体现在管理医院的各个层面。根据《解密华西》一书记述，辅助石应康管理工作数年的华西医院科技部部长姬郁林表示，跟随石应康做事“特别累”。在她眼中，石应康对很多大方向的把握很准，但小的管理手段经常变化。石应康每想到一个事情，就要求中层管理者马上去做，必须跟上他的节奏，可是下面刚按照他的思路做出方案，往往又会接到新的通知。

　　以结果为导向，是石应康毫不妥协的标准，他也在努力将这种标准灌输到全院，并将其列为引进人才的四个标准之一。经过多年的努力，在科研上，华西医院SCI论文量常年居国内医疗机构第一名；在国内较为公认的复旦大学“中国最佳医院”排行榜上，华西医院的综合排名紧随北京协和医院而居全国第二。

“砖头院长”

　　上世纪90年代末，经过改革开放十余年的发展，国内的社会经济状况得到了普遍改善，公众对医疗服务的需求逐渐增大，公立医院的医疗改革则处于以市场为导向的摸索阶段，为石应康这种敢干敢闯的性格提供了发展空间，同时也使得他变得颇具争议性。

　　当时，已经任院长5年的石应康意识到，随着病人的增多，华西既有的规模已经不能满足潜在的医疗服务需要。他专门请来一家美国公司，分析了华西医院从上世纪70年代到1998年期间近30年的医疗数据，根据门诊量、住院病人数、手术量的增长幅度等，推算出就诊患者数量未来的增长情况。最终得出结论：华西医院至少应该设置3400张床位，才能满足未来25年的发展需求。而当时华西医院刚刚建设完第二住院大楼，实际开放床位也仅达到1400张。

　　于是，扩建成为医院在短期内得到大幅提升的最好办法。就连石应康自己也曾公开表示，“大医院扩张始于华西。”他甚至因而获得了“砖头院长”的称号。

　　随着医院规模的扩张，病人资源成为华西医院发展的掣肘。石应康领导下的华西医院开始与周边的医院争抢病人资源。毕业于华西医学院、后来进入成都另一家公立医院工作的曾明（化名）说，“华西医院就像一棵大树，而树底下则是寸草不生，这种影响从2006年左右就开始凸显出来。”

　　快速扩张和种种内部管理措施的加强，很快使华西医院病床数超过4000张，发展成为中国西部最大规模的医院，并一度成为世界规模第一的综合性单体医院；医院门诊设专科、专病门诊200余种，最高日门、急诊服务量18000余人次，2015年医院门、急诊量高达506万人次。

　　在任之时，石应康就一直声称要推动中国医疗分级诊疗制度的进行，并借助医疗IT技术实现患者在不同医院间的在线转入和转出，以及医患之间的在线交流。“他其实在练吸星大法，所谓的分级诊疗、基层医疗都是要达到一个目的，即吸引病人到华西医院。”曾明说，“华西医院的绩效考核很严，每个医生都有固定的任务完成量，他们的口号就是分解任务。而要完成这些任务，必须要有足够的病人。”

　　曾明发现，华西医院通过对病人进行大数据分析，按照季度、半年、年度统计，关注病人从哪里来，城市病人占多少，农村又有多少，为什么有的地方来得少。而这很大程度上依靠其在2001年开始建设的华西远程医学网络。截至2012年底，其接入的远程网络医院总量达到530家。

　　种种做法，带来的是成都市其他医院对华西的抵制。成都市政府甚至曾呼吁组织一家大的医疗机构来与华西医院抗衡。“我们觉得华西真的是太过分了。他打的旗号很高调，事实却非如此。”面对各种质疑，石应康并不以为然。曾明说，“他太高傲了。”

　　在主导医院扩张进程的同时，石应康对于华西被合并到四川大学的举措却表现出不满。在很多人眼中，2000年与川大的合并，或许是石应康最终命运的一个节点。

　　高校合并是上世纪90年代后期到21世纪初中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一个动作颇大的举措。数据显示，从1992年到2003 年，中国对近600所高校进行了合并调整。然而轰轰烈烈的高校合并，也带来了很多问题。华南师范大学副教授瞿华在《我国高校合并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一文中指出：我国高校合并很大程度上是政府行为,这使合并高校难以超越条、块的界线而择优自由组合,客观上存在“拉郎配”、硬结合的短期行为。

　　四川大学和华西医科大学可谓上述情况的一个典型代表。两校的合并遭到了华西医科大学几乎所有人的反对：2000年，四川大学总体学科排名位列全国12名左右，而华西医科大学则已在医学院校里名列第三。

　　如果两校没有合并，按照当时附属医院院长会成为校长的惯例，石应康很可能成为华西医科大学的下一任校长。他曾经不止一次地将对两校合并的不满表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