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树斌案原律师赴济南申请阅卷 父亲绝望服毒后燃起希望

李树亭将联同陈光武律师往山东高院申请阅卷，河北高院核查7年无进展。

母亲的坚持

从被害人家属处求得判决书

　　2005年3月份，熬过10年光阴，低着头做人的张焕枝在得知王书金的名字之后，感到压在心上的石头一下轻了很多。

　　看到张焕枝心情有所改善，村里人这才敢当面和她提起聂树斌可能是“冤枉的”。正是这三个字，10年的忍耐化为申诉的动力，张焕枝开始踏上漫长的申诉之路,她一次次上访，辗转于各级公检法机关，试图通过一点点的努力推动案件“翻转”。

　　王书金的出现，让张焕枝既恨又欢喜。她认为，王书金犯下的罪、孽先一步让聂树斌承担了；而自认“真凶”的王书金，又给她带来“翻案”的希冀。

　　前两年，由于没有聂树斌的死刑判决书，张焕枝每次都被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无判决书不接受申诉立案”为由拒绝。下聂庄村50余名村民陪同张焕枝到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索要判决书，河北高院终作出答复：判决书不能给，理由在于，虽1996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及最高法院司法解释规定，判决书必须送达被告人近亲属，但“聂树斌案”是在此前审判，“可给可不给”。

　　这一次，张焕枝被彻底激怒，“既然可给可不给，为何不给！”无奈，张焕枝只有一条路可走—请求当时收到判决书的受害者家属。但她知道，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2007年，在好心人帮助下，被害女子康某家终于同意提供复印件，通过特快专递寄给了张焕枝。

　　叫天不应地不灵的张焕枝心里再次燃起希望，申诉也终得立案。同年，最高人民法院函告张焕枝，聂树斌案申诉材料已经交由河北省高院处理。

河北高院核查7年没有进展

　　张焕枝凌晨5点起床，给老伴做完早饭便匆匆出门，经过2个小时车程，早早到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领号。运气好的话，领完号，她需要等三四个小时，见到“聂树斌案”承办法官王琪，询问申诉进展。然而，立案之后，河北省高院却始终以“在核查”让她“再等等”。这一等又是7年。

　　步行到5路公交站，经过1个多小时车程，到西里转一次车坐一站，再步行15分钟。这段从下聂庄村通往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路，张焕枝记不清走了多少次。9年108个月，至少每个月一次，母亲张焕枝为给儿子讨个公道，她不断到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进行申诉。

　　每月至少一次的申诉，相关花费也是一笔不小的支出。为了省钱，有一次，张焕枝从河北高院回家的时候，手里没有零钱，“转两次公交得3块钱”，张焕枝说为了找零，她走到一处菜市场，原本想在那儿买东西，看看水果摊，看看烙饼摊，又看了看熟食摊，终究还是不舍得花钱，最后买了一根冰棍，“10块钱花了1块，正好够坐车的零钱”。

　　有一次快到河北高院的时候，步行经过民心河，走着走着，“我的腿就走不动了，疼得不行不行的”，膝盖的剧痛，她一点一点挪着，靠在了河边栏杆上，“我一个老太太，想想自己多难啊，揉着膝盖很久，才稍微好一点，可是我那泪就下来了。”

家庭的守望

看法制栏目寻找“答案”

　　10年，这个老实本分的农村家庭过得抬不起头，两位老人一直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同时，丧子之痛又几近拖垮这两位老人。

　　在同村人眼中，聂树斌“老实得很”，是典型的内向性格，加上家里看管得也严格，不相信事情是聂树斌干的。在村民们看来，张焕枝和聂学生是故作坚强，虽然对外人从来不提聂树斌。

　　聂家的生活平静而清贫，历经变故，家中的布置仍透着仔细。推开漆黑油亮的院门，院内收拾得干净利落，正房客厅里一张方桌靠着墙，桌布绑得结结实实，白色地板砖明亮如新。记者采访过程中，每次问其亲朋好友，张焕枝都表示，“不用问他们，只问我一个人就行了，别人的生活就不要打扰了”。

　　张焕枝说，儿子走的那几年，日子没法过，每天靠看电视缓解，只看法制频道，直到现在，《今日说法》也是老两口最喜欢看的栏目。春晚，他们也不怎么看，“看晚会那热闹样，更难受，想想要是树斌还在，那得多好，再看看身边就我们俩，孤零零的，总是缺少点儿啥”。他们期望着，从电视节目中寻找到一些与儿子案件的相似之处。

　　而聂学生则听不得有关聂树斌的任何事儿，听到了就会声嘶力竭。因此，每有记者到访，张焕枝都尽量不让老伴在旁边，“他大脑受刺激，怕他再犯偏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