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抗美援朝志愿军空战烈士待遇：抚恤金约1000斤小米

　　曹新宇说，家里好不容易把哥哥培养到高中毕业，送去参军，算能赚钱养家了，哥哥却牺牲了。所以之后家里就没了生计。没办法，爸爸就央求一个在门头沟开小煤窑的远房亲戚，让他去那儿帮忙。直到后来，街道民政科给爸爸找了个“军烈属缝纫组”里记账的工作。

1947年曹新广兄弟与堂姐妹合影。

　　曹新宇/口述  宋希於/整理

　　志愿军烈士：曹新广，1930年出生(大约)，1951年11月在朝鲜战场牺牲

　　讲述人：曹新宇(曹新广之弟，北京市民政工业总公司退休职工)

　　今年3月28日，搭载着437具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的专机降落在沈阳桃仙国际机场，离开祖国60多年的烈士英灵终得魂归故里。

　　然而，残酷的战争又使得多少英魂仍漂泊在异国他乡，永无归日。今天，我们就请一位烈属讲述一个真实而感人的故事……

为李大钊的事，老父亲终生抱憾

子侄七人送去参军

　　我们家是老北京，祖上几代都居住在这里。哥哥曹新广，比我大10多岁，他牺牲在抗美援朝战争时期的大和岛空战之中。哥哥牺牲的时候我才6岁，而今六十多年过去了，但他牺牲前前后后所发生的许多事，我都记忆犹新。

　　要谈哥哥的成长经历，不得不先说一说我们的老父亲、老母亲。我爸爸叫曹宏年，是1907年生人。他16岁那年就进了电话局谋生，当时的电话没有自动转接，得靠人工接线，所以他就做接线员来挣钱养家，做了好些年。记得父亲生前曾经多次跟我们说起过这么一件事：奉系军阀打算逮捕李大钊同志的时候，他正在值夜班，当时就从转接的电话里听到了消息。可他自己又不是共产党员，更不知道“组织”在哪儿，消息传达不出去，只能干着急。后来他屡屡提起这件事，总是有一点遗憾的意思。可能因为这个缘故吧，他对烈士的敬佩，令他对新潮的思想很有好感，可以说这一辈子都不保守。我妈妈比爸爸大两岁，1905年生人，是属“小龙”的。妈妈虽然没有什么文化，但很有农村妇女的忠厚和淳朴精神。

　　哥哥曹新广大约是1930年出生，我是1945年出生，他比我大上10多岁。1948年，他高中毕业于当时的北平志成中学，也就是如今北京西城区35中的前身。之后我爸爸就毅然决然将我哥哥，还有其他的几个堂兄、表兄等总共子侄七人，都送去了部队参军。

　　哥哥就这样去了东北的航校学习。听说哥哥临走之前，我妈妈拿出两枚婚嫁的时候外婆送给她的戒指，叮嘱哥哥说：“你要是呆不下去了，就把这戒指卖了，换成路费往家跑！”

哥哥探亲离家后，父亲追了出去

一个多月后，哥哥就牺牲了

　　1951年国庆节，当时中央决定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的国庆阅兵仪式。空军方面的受阅任务，由哥哥所在的空8师担当。哥哥作为空8师24团的空勤人员，同战友一同执行了受阅任务，飞过天安门接受了毛主席的检阅。

　　那时候我们家住在现在西城区民族文化宫、民族饭店的那个位置，接近佟麟阁路。检阅之后过了两天，大约是10月3日，这天下午突然有人推开我家家门，我一看是哥哥回家来了。当时爸爸没在家，哥哥抱起我，又搂起妈妈来，真是高兴得不得了，这是他自打1948年参军以来的第一次回家。可是他对妈妈说他当晚就要返回部队(后来知道，当时他们的飞机是驻扎在唐山机场的)，至多只能在家呆上两个小时。可是尽管如此，妈妈还是说要亲手为大儿子做顿饭吃。那时候我才6岁，印象最深的是在这短短的两个小时里，哥哥抱着我一直不撒手，他说的最多的话，就是不放心长年有病的妈妈，让妈妈一定要保重身体。

　　哥哥终于要走了，临走时他在大门口把我高高举起，然后又贴着我耳朵说：小弟弟，你快点儿长大，好好照顾有病的妈妈！

　　哥哥刚离开家十分钟之后，我爸爸才回到家。他一听说哥哥刚走，没进屋，就转身奔向当时的老七路公共汽车站，坐了汽车就追去老前门火车站了。听我爸爸回来之后说，当时在火车站还真把哥哥拦了下来，把他拉到前门外面路东的大北照相馆给照了一张合影。这张合影也是哥哥参军之后跟家人的唯一一张照片。你看我哥哥的这张照片旁边露出半拉肩膀，因为这是跟我父亲的合影，后来给剪了半边，才有这么一张单人照。

　　当时并不大清楚哥哥所在的部队参加抗美援朝战争的事，不过哥哥这次探家之后也就一个多月，就赶上大和岛的空战，壮烈牺牲了。

噩耗传来，痛彻心扉

抚恤金约合1000多斤小米

　　那时候，家里跟部队还有通信，只不过很慢，没现在这么快。但是到了1951年年底，部队却把家里的去信给打回来了，还在上面批了四个字，说“此人不在”。这之后的大半年里，妈妈没睡踏实过一觉。后来记得是1952年5月的一天上午，家里突然接到一封信，可是我妈没文化呀，我爸也没在家。于是，我妈就牵着我，走了大概公共汽车两站地的样子，到一个远房亲戚朱大叔家里去看信。把信给了朱大叔看，朱大叔念了半截就哭了，妈妈赶忙问：怎么了？朱大叔哭着说：“新广牺牲了！”

　　我妈当场在朱大叔家里就晕倒了，旁人七掐八掐才苏醒过来。后来我只记得，妈妈领着我是一边哭一边回的家。时过中午，妈妈的哭声越来越大，我肚子早饿了，也吓得不敢吱声。前两年我联系上早年的一个街坊，跟这位大姐聊的时候她也说呢：你妈妈当时哭得真是震动了全院老小，那真是撕心裂肺的哭，开始谁也不知道怎么了，后来一问，才知道你哥哥牺牲了。是啊，大儿子一下子没了。那时候我爷爷奶奶还在，对他们来说则是大孙子就这么没了，家里人都非常非常难过。

　　后来又过了好几个月，家里一下子来了好多人。那时候我们那儿是二龙路街道的辖区，街道民政科的白科长就领着一位很端庄的中年女同志上我家慰问来了。白科长对妈妈介绍那位女同志说，这位是西单区的区长杜若同志(那时候西城区还没有建立)。当时就颁发了烈士证，我还记得那时烈士证上的号码是“00013号”，盖上了北京市人民政府的公章。

　　白科长对我们介绍抚恤政策说：“抚恤金按照1斤小米1100元人民币来计算，共计约合1000多斤小米。”那时候实行的还是旧币值，当时的1万块钱抵后来一块钱，所以抚恤金算过来也就是现在的110多元。这时候杜若区长就和蔼地问我妈妈，说您还有什么要求吗？现在我琢磨区长的意思，或许是说还可以酌情再增加一些补助。但没想到我妈妈的要求却是想见见大儿子的灵(遗体)。这时候旁边的一位军人说：老太太，您儿子是海上空战时牺牲的，掉在海里了找不到啦……妈妈听了这话，又昏了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