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退休副市长建文革博物馆 政府不支持不反对
塔园捐款记录上的资金来源也显示出这位老市长的影响力:汕头市电力工业局30万元、汕头汽车运输公司30万元、汕头电信局30万元、汕头交通委员会30万元、汕头公路局15万元、汕头海湾大桥有限公司10万元、澄海电力局10万元……
但资金募集的过程还是有常人无法料想的艰难。塔园的另一位志愿者曾庆彬记得,在今年的招商会上,彭启安就直接开口跟参会的商人“要钱”。正如彭启安提到的,集资时总会用的描述——“脸皮都磨厚了”。
与资金相比,另一个难题是对遇难者的描述。在塔园早期“文革”死难者16人碑林中的碑文上,只能写他们“遇难”的结局。“这些碑文最难写了,要描述‘文革’的残酷,但又怕得罪人。”彭启安说。
当时市里有领导说过“伤疤不要再揭”,彭启安用带着浓重口音的普通话重复了好几遍“伤疤”。他用手指头在另一只手上重重地划了几下,“正因为是伤疤,才不应忘记。建设塔园不但不会引发混乱,它的教育意义只会促进安定团结”。彭启安说。
塔园的创建者把这次“揭伤疤”看作是痊愈伤痛的必经之路。
夹缝中的成长
因为有些耳背而将声音提得很高的彭启安,给人一种错觉,塔园的建设如他高昂的声音一样,热火朝天,一帆风顺。但其实,参与的人都知道,这其中尽是“风风雨雨,坎坎坷坷,曲曲折折”。
1997年塔园建设委员会成立。取名“塔园”是为了避开“文革”这样的字眼。在老干部庄明瑞、李实楷等的支持下,用9个月的时间,共花费160万元建成塔园碑记。
在塔园,碑廊铭史、冤茔长青、恸石志恨、宝塔思安、明镜史鉴、石笔书史、警钟长鸣、安息园等景点,都是以“文革”史料为依据建造的。其中,在“冤茔长青”景点那里,埋葬着“文革”中批斗致死的、彭启安的五哥。
塔园建设过程中,彭启安参与筹资、建设、对外联络,哪一样少了他都不行。用他的话讲就是一个人负责“抬棺材、哭丧、化纸钱、掘锄头(即出殡的所有工作)”。彭启安托着肩膀上的空气,耸了一下肩膀,解释道:“抬棺材,懂不懂。”
当时,塔园在汕头市政府“一不支持、二不反对”的态度下一路向前。直到现在,塔园也依旧是在各方“不支持、也不反对”的态度下生存。但是曾庆彬介绍说,2005年以前有很多的媒体报道了塔园,并且也有旅行团的行程,但是现在已经没有成团的游客了。
也许是记者到塔园当天的天气不好,来塔园的人零零散散并不多。彭启安口中2005年时30万至50万人次的游客量很难想象。在塔园经营小卖部的杜女士说,天气好或夏天的时候,早上上山的人特别多,大多数是来山上避暑纳凉、锻炼身体的。
一位每天早上来这里锻炼的老人听到记者问关于“文革”的问题,一头雾水地表示,他不了解这片景区跟“文革”有什么关系。即使他们跳舞的广场就位于安息塔和孔子像的中央,而广场的正前方是曾任广东省省委第一书记、原中顾委委员任仲夷的题字“要以史为鉴,不要让文化大革命的悲剧重演”。
局外人
见到彭启安时,他先向记者推荐了一些有关“文革”历史的资料和书籍。在沙发的一边,他提前准备好了厚厚的几本书,这其中既有塔园的相关介绍,也有文化大革命事典。拿过重重的几本书,彭启安说:“你回去看看这些书,再去塔园看看,你就明白了。我们这些老人都是亲历者。”
“文革”前,彭启安任广东揭阳县县委副书记。“文革”爆发后,他以“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和“反革命集团黑干将”两项罪名被逮捕入狱,蹲了3个多月的监狱,大大小小的批斗他挨了300多场。在县革委会上报要枪毙的5人中,他排在第2位。
这位强调“已经上过枪毙名单、多活了40多年”的老人说:“现在(塔园)能建成这样,以‘文革’博物馆命名已经不错了,非常幸运。”
去塔园的那天,是汕头市“难得”的阴雨天,记者与一位叫谢树钦的志愿者同去。近几个月,每周六他都会骑着摩托车,带着夫人为他准备的午餐去塔园,将相关的书籍资料录入电脑。这位已经70岁的老人说:“我们这是吃自己的饭,做自己喜欢做的事。”
曾经的奠基人,称自己为“总策划”的彭启安,现在把自己叫做塔园的“热心人士”。涂城村新上任的领导班子,对塔园的热情度并不是很高,这些曾经参与塔园建设的主力军慢慢地变成了局外人。
塔园的所有权、使用权、管理权依旧都归属涂城村。但村里其实也只是找人收门票,打扫卫生,并没有设置景区管理的岗位,更没有对于塔园的建设和维护计划。“澄海塔园建设委员会”这个看起来唯一的官方组织已经名存实亡。
涂城村当初的支持一部分是出于当时村里老人们有共同的经历,另一部分则是希望塔园能够带来经济收入。但是这个在夹缝中成长的塔园并没有实现村委会的期望。之后,彭启安与新领导班子的隔阂越来越深,后期彭启安提出的修建和管理建议也大都被否定了。
但这并不是最让他为难的。如何为塔园正名,如何寻找合适的接班人才是他一直忧虑的问题。“为塔园正名,成为国家支持的博物馆或者教育基地。”彭启安说这是他的塔园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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