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诺登》多伦多电影节放映后观众反应、影评

­　　在《斯诺登》全球首映之前，斯通老爷子用“一个少数人栖息的虫茧”来形容政府中的这些秘密组织和机构。至少从表面上看来，不会有比斯通更适合的导演来讲述斯诺登的故事，故事的开头对于斯通来说只是旧瓶新陈，一个满怀着自豪感的青年应征入伍，却发现毕生信念在谎言里崩塌（当面对测谎调查回答‘美国是否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时，斯诺登毫不迟疑地说了‘yes‘）。作为大荧幕上最坚定的自由主义偏执狂，斯通大可将斯诺登揭秘国内监视这种戏码当成自己过去思考的一个强烈而有力的佐证。

­　　那么，为什么《斯诺登》这部电影会如此的无趣乃至令人厌烦？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斯通和斯诺登两人之间的不同。在《刺杀肯尼迪》中，阴谋论者们紧逼沃伦委员会（针对肯尼迪遇刺的调查委员会）时，只需要制造疑问和质疑，不负责提供透明和真相。而《斯诺登》则正好相反，需要极度小心翼翼地将信息传达给公众，无论是巧妙地将其带到香港的酒店房间，还是确保信息不会被一次性地全部泄露，期间都容不得半点差错。斯诺登配得上一部影片来讲述这种小心谨慎和认真的态度，因为更多的人只会将关心他牺牲自己的自由为同胞带去真相的这个事实。然而将斯诺登的揭秘过程呈现出来，斯通做得并不细致。

­　　《斯诺登》剧照

­　　有幸的是，这样一部电影已经存在，劳拉·帕特拉斯的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已经讲述了在香港米拉酒店发生的那个颇为惊心动魄的故事。帕特拉斯的优势在于她站在历史的一个边缘视角来讲故事，但她不满足于拍摄一个充斥着头部特写的傻瓜相机式纪录片。《第四公民》更像是一个令人细思恐极的政治惊悚片，将斯诺登口中话语的实质揭开，即一个国家以安全之名将自己变成一个一切处于监控之中的国家。斯通也忠实地将香港这一幕再次搬上荧幕，影片将格林沃德换成了扎克瑞·昆图，将帕拉特斯换成梅丽莎·李奥，虽然有机会可以将暴力机器随时可以破门而入这一点上更加戏剧化地放大，但斯通却并没有提出任何实质性的控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