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江龙泉宫供奉着“番薯公”和“番薯妈”（图）

­　　村中保留 与番薯有关习俗

­　　在苏厝当地至今保留着不少跟番薯有关的传统，甚至有人把苏厝村称为“番薯村”。

­　　每年的正月前后，正是中国人遵从传统习俗、举行仪式庆祝春节的时候。苏厝人家有一个特殊的习惯，就是在每年的农历正月初一这一天，煮番薯、制作番薯粉团，全家老小必须吃过番薯，春节才算过得完整。相传这一习俗是为了纪念“番薯公”苏得道而设立的，祖祖辈辈沿袭至今。清明时节，苏厝人也会到苏得道墓前扫墓、祭祀。

­　　平日里，苏厝人家一旦遇上值得庆贺的喜事，不论是孩童周岁，或是男女结婚，也会对他们所崇敬的“番薯公”进行叩拜，以示感激。每年农历十月廿四是苏得道的诞辰，村民会举行仪式进行纪念。如今，年轻一辈的苏厝人未必能详细地说出祖上苏得道的故事，却大多保留着这些习俗。

­　　现在的苏厝仍有一部分村民坚持人工种植番薯。他们坚信，苏厝红土种植出的番薯，质量一定是上乘的。

­　　而这个以曾姓为主要姓氏的村落至今仍名为“苏厝”，可见苏得道对村落的影响。（记者 谢伟端 实习生 陈茵茵/文 陈小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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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进番薯的三种说法

­　　对于番薯在何时由何人引进这一问题，学界的说法仍纷繁不一。在目前较为主流的观点中，番薯的引进主要有三条线路：

­　　第一条线路是分别由陈益、林怀兰从越南传入广东的东莞、电白县。杨宝霖在《我国引进番薯的最早之人和引种番薯的最早之地》一文中提及，陈益在明万历八年（1580年）乘船至安南（今越南），得甘薯种和铜鼓，于万历十年返家，将甘薯栽植于花坞，“嗣是种播天南，佐粒食”。到了明末清初，东莞已经成为盛产甘薯的乡村了，珠江三角洲一带也普遍种植甘薯。同一时期，广东电白县的林怀兰医生，也从交趾（越南）引进了番薯。《电白县志》有这样一段记载：“霞洞乡有番薯林公庙，副榜崔腾云率乡人建立。相传番薯出交趾，国人严禁以种入中国者罪死。吴川人林怀兰善医，薄游交州，医其关将有效，因荐医国王之女，病亦良已。一日赐食熟番薯，林求食生者，怀半截而出，亟辞归中国。过关为关将所诘。林以实对，且求私纵焉。关将曰：‘今日之事，我食君禄，纵之不忠，然感先生德，背之不义’。遂赴水死。林乃归，种遍于粤。今庙祀之，旁以关将配。”

­　　第二条线路是由缅甸引入云南。1563年的《大理府志》和1574年的《云南通志》中，均记载有甘薯的踪迹。在《大理府志》中，更是列有薯芋之属五：“山药、山薯、紫芋、白芋、红芋”，说明在十六世纪中后期，番薯就已在云南境内存在。

­　　第三条路线是由侨商陈振龙于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从菲律宾携种至福州。清代陈世元在《金薯传习录》中记载，“闽侯合志，按番薯种出海外吕宋。明万历间，闽人陈振龙贸易其地，得藤苗及栽种之法入中国。值闽中旱饥，振龙之子经纶白于巡抚金学曾，令试为种，时大有收获，可光谷食之半，自是硗确之地遍行栽播。”

­　　《献番薯禀帖》：“纶父振龙历年贸易吕宋，久驻东夷，目靓彼地，土产朱薯被野、生熟可茹，询之夷人，咸称薯有六益八利，功同五谷，乃伊国之宝，民生所赖，但此种禁入中国，未得栽培，纶父时思闽省隘山阨海，土瘠民贫……朱薯功同五谷，利益民生，是以捐资买种，并得岛夷传受法则，由舟而归，犹幸本年五月开棹、七日抵厦……即在本屋后门纱帽池旁隙地试栽，甫及四川，启土开掘，子母钩连，小者如臂，大者如拳，味同梨枣，食可充饥，且生熟煨煮均随其便，南北东西各得其宜……”；“康熙初年，元先大人客于鄞县……教其土人如法布种，初犹疑与土宜不协，经秋成卵，大逾闽地。”该书详细记载了番薯引进、试种、传播情况。陈氏引进番薯之事，明人徐光启《农政全书》、谈迁《枣林杂俎》等均有论及。1963年5月，郭沫若为此在《光明日报》上赋诗一首，以作纪念，其中有“此功勋，当得比神农”的语句，盛赞陈振龙父子。

­　　番薯引入的三条线路中影响最大、传播最广的，就是陈振龙由菲律宾引入福州。（谢伟端 陈茵茵 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