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讲师“职称墙”不断长高 评审标准常更新

32岁的张放没有像往年一样备课做教案，实验室的工作也开始收尾交接

“墙里墙外大不同”

　　32岁的黄建林是中部某著名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副教授，回想一年前的参评经历，她至今觉得紧张复杂程度“堪比电视里的谍战剧”。

　　从一个职称到另一个职称，黄建林总感觉有种说不清楚的东西，私下里，黄建林把它描述为一堵墙，“墙和城不一样。围城是有人想进来，有人想出去。而翻过了这面墙，安全着陆，就没人再想翻出去”。

　　墙内的风景美不胜收

　　首先是名，“评上副高，才能被称为专家，进入高级知识分子系列，可以在全国流动，有进一步提升的可能和社会名誉。”

　　更直观的体现在于利。

　　表面看来，似乎只是工资条上的差别：做讲师时，黄建林的年薪接近8万元；在升为副教授后，年薪超过10万。

　　更丰富的内涵则是，有资格带一帮研究生干活，这都是收入的一部分；可以独立申报课题项目，可以成为评审专家……

周光礼教授将之总结为“马太效应”

　　一个典型的细节是，一些学术期刊编辑看文章时，要看是不是副高以上的。同样一篇论文，如果署名只是一个讲师，编辑可能看都不看就丢到垃圾筐里。

　　现实中，大学青年教师形容“三座大山”让他们喘不过气来——教学、科研、房子，这背后，如影随形的就是职称。

　　周光礼教授介绍，世界上所有的国家，从博士毕业刚入职到爬到教授职称，收入差距最小的是加拿大，最大就是中国。

　　在中国，本来老师的工资就比较低，副教授是个门槛，评不上就关系到教师的生存，“不仅养家糊口不行，还会教职不保。”

　　两年前，由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廉思老师领衔的《中国高校青年教师调查报告》为此写下注脚。该调查覆盖了北京、上海、武汉、西安、广州5个城市供职于包括985高校、211高校、普通高校、大专院校和成人/民办高校在内高校的5138名青年教师。

　　该调查显示，作为近九成拥有博士学位的高知群体，高校青年教师是高压人群。72.3%的受访者直言“压力大”，其中36.3%的人认为“压力非常大”。

　　调查称，多数高校青年教师都是“月光族”，每月能有结余的只占31.3%，23.7%的人收不抵支，11.8%的高校青年教师工作前几年主要靠父母和配偶支持。

　　由于生活压力大，不少高校青年教师不得不从事各种兼职，以代课、培训、承揽项目等方式贴补家用，甚至有14.2%受访者以兼职收入为主要经济来源。

　　时至今日，这种状况依然没有得到明显改善。

　　说起几年前学校40岁以下的青年教师座谈会上的一个故事，华北地区一位教授唏嘘不已。

　　一位年轻的讲师掰起手指算账，扣公积金、扣税、扣房租，一个月拿到手的钱不到3000元，所谓的年终奖要靠天收，为了养家糊口，只有没日没夜的在实验室里干活。

　　这位时年35岁的老师担心哪天猝死在实验室，每个月专门花600多元买了一份保险留给女儿，“说着说着，他已经潸然泪下。”（应受访者要求，张放、张智杰、黄建林为化名。）（记者 雷宇 实习生 郭哲 孙珮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