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厦大“网红”教授邹振东 学生睡觉就是教育失败

【对话邹振东】

“毕业演讲戳到了人们的痛点和软肋”

　　澎湃新闻：为了这次厦门大学毕业导师发言，你准备了多长时间？为何选择用这样的角度发言？对于它的传播效果，你有预料吗？

　　邹振东：准备了半辈子，写出来一小时，修改了两三天。我预料了开头，却没有预料到结尾。作为一名教传播的教授，演讲前我确信：在现场，我的学生爱听并且对他们有益；在网络，也将有相当一部分人会产生共鸣。但对一所大学毕业生的毕业致辞，居然刺激了整个社会的毕业情结，仍然出乎了我的意料。人生永远在毕业前、毕业中或毕业后，想一想，也不奇怪。

　　这是一次“被”侧着身子的飞翔，有的人只看到了一只翅膀。如果稍微耐着性子，还是能够看到传播的两翼。幸运的是，大多数人看到了。

　　澎湃新闻：演讲视频播出后，近两天引起了很大社会反响，作为研究舆论和传播的学者，你能否总结一下为何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呢？或者说，它的背后反映了什么？

　　邹振东：这是一次对象性很清楚的传播：毕业生、大学毕业生、厦门大学毕业生。所以，毕业的符号、厦大的符号，俯拾即是。29次掌声与笑声，就是对这种传播的效果反馈。

　　它之所以在整个社会传播这么远，是因为这个文本涉及到好几个议题：毕业的议题，教育的议题，社会的议题，还有人生的议题。我看到不同的朋友圈转的文本都不太相同。

　　毕业生转的最多的一句话是“仰天大笑出门去！　莫后悔！不犹豫”——这是毕业的情结。

　　微博@学术大观察 抓取的文字是：“最好的老师有三种，第一种是递锤子的，你想要钉钉子，你的老师递给你一把锤子——多好的老师；第二种是变手指的，你的人生需要好多黄金，老师让你的手指头变得可以点铁成金——多好的老师；第三种是开窗子的，你以为看到了风景的全部，老师帮你打开一扇窗，你豁然开朗，啊，原来还有另外一个世界——这是最好老师中的最好老师。”它引发很多学生共鸣——这是教育议题。

　　由微信公众号“媒记”发端、澎湃新闻跟进、新浪微博上亿阅读量的是“不要随便叫一个陌生男人‘老公’”话题——这是社会议题。

　　而已经从大学毕业的人，转的最多的可能是我的“百分之一”理论：“你人生一百次谨小慎微，你要有一次拍案而起；人生一百次放浪形骸，要认真地爱一次；人生一百次不越雷池一步，也要潇洒走一回！”这是人生议题。

　　也许这些话戳到了人们的痛点和软肋，而且是温柔地在笑声和眼泪中戳到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块垒，只不过，一个毕业典礼演讲不幸（或幸运）成为了他们共同的酒杯。

“教育心理学重要，教育传播学更重要”

　　澎湃新闻：你一直将自己的课程作为传播学实操的试验，希望通过讲课给学生带去哪些价值？

　　邹振东：世界上百分之九十的冲突不是核心利益的矛盾，而是来源于鸡毛蒜皮的事。而百分之九十的冲突并不是事实上的过不去，而是传播上出了问题。我希望我的学生用人类的经验来理解传播，也用传播的观点分析社会，最后用传播的方法把握人生。

　　澎湃新闻：你总共在厦门大学的教学也才两个学期，但是这两个学期你做了很多大胆的创新和颠覆，是基于怎样的考虑？

　　邹振东：教育的本质就是传播。教育不是发明创造，它是把已有的东西进行传播。教育心理学很重要，教育传播学我觉得更重要。

　　所以，我很奇怪，师范院校把心理学作为必修课，但与教育更重要的传播学，却有意无意地被忽视了。每一次上课，我都把它当作一次传播。学生睡觉，就是传播失败；传播失败，就是教育失败。我还有一句所谓的“金句”：“开玩笑，教传播的老师，讲的课学生还睡觉，不仅是对本教授的侮辱，也是对传播学的蔑视！”

　　澎湃新闻：你如何看待现在学生上课瞌睡的情况？这说明了什么问题？

　　邹振东：学生上课睡觉，老师既尴尬又沮丧。有的老师涵养好，熟视无睹相安无事；有的老师受不了，非想方设法解决不可——我，就属于后者。

　　解决的方式也不同，全看老师如何理解学生睡觉这回事。我的观点很简单，学生上课睡觉是老师的错，这个错不是过错的错，也不是要追究责任的错，而是传播方式的错位。

　　教师传播科学文化，其职业的重点不是“传”的对象，而是“传”的本身。但非常遗憾，很少看到师范院校把传播学列为必修课。一个以传播为己任的职业，为什么那么忽视传播学呢？老师上课，相当于电视直播。学生看手机，那是转台；学生打瞌睡，属于直接关机。电视台要是收视率下滑，会做详细的观众流分析、反思和调整节目。你可以质疑数据造假，但没有人会去怪罪观众。同样是传播，为什么学生睡觉却要从学生那里找原因呢？教师传播方式的错位，最大的症结是输入法的问题。你用五笔，他是拼音，学生并不拒绝你的内容，但你却输不进去。课堂教学跟对讲机对讲相似，要先调好共同的频率。

　　澎湃新闻：目前中国的新闻与传播学的教学当中，还有哪些需要改进的空间？你本人希望在哪些方面予以突破呢？

　　邹振东：教育传播最值得挑战的是：把课堂的教学变成一次“直播”。新闻与传播学的教学尤其要“直播”正在变化着的世界。而我做的所有教学试验，不过是希望我的学生“直播”中国甚至“直播”世界。我跟他们说，你们要珍惜一个愿意对你们进行“直播”的老师。一本讲义讲30年，老师是很舒服的，但同学是很亏的。

　　同学们最大的化学反应，我觉得就是他们也开始学会“直播”了。而搞电视的都知道，成功的直播是要做大量的准备工作的。没有站在历史的制高点，就很难站在直播（时代）的制高点。他们学到的另一个关键词就是“谱系”，只有在谱系中“思考”，你才会有方向感！

“最好的传播都是有温度的传播”

　　澎湃新闻：无论是此前作为媒体人，亦或现在作为厦大教授，你都一直笔耕不辍，涉足了很多公共议题。你认为是否应该在大学课堂上培养学生对于公共议题的意识和能力？

　　邹振东：最好的传播都是有温度的传播。无论是最普通的一堂课，还是毕业典礼的致辞。上课和发言，最可怕的情绪曲线是死亡心电图，永远正确，却永远让人家冬眠。我和学生开玩笑，最可悲的婚姻是与总是用“死亡心电图”频率传播的那个人成为伴侣，无论他（她）多么有钱，多么有颜值。

　　对公共议题的关注，是希望自己和学生，关注这个时代的体温。每一个学生未必能够做到对公共议题有见地，但你必须感受这个时代的体温。我对学生说，所有的职场面试，题目天花乱坠，但实际上考来考去，考的是同一个问题——你是否感受到你想从事的这个领域的时代体温。面试官从你的回答，可以看到你的积累、你的敏锐和你未来与时代共舞的能力。对于新闻传播学的学生，更重要的是你有没有感受到整个社会的体温。

　　澎湃新闻：很多人对你的“百分之一理论”产生了共鸣，请问你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还是现实主义者？你自己大学毕业的理想实现了吗？

　　邹振东：“百分之一理论”的本质就是“妥协中的不妥协”。我不教学生空洞的理想主义。这样做，不是在帮他，而是在害他。事实上，百分之百的理想主义者，往往不是最可悲的人，就是最可怕的人。我不简单地反对随波逐流，甚至默许我的学生大多数情况下随波逐流。

　　波和流，就是大多数人的选择，逆流而上很痛苦，甚至可能倒行逆施。所以，我建议他们大多数情况下妥协，一百次认同现实，做随波逐流的事。但我希望他们能够在一百次妥协后，能够有一次不妥协；在一百个地方妥协外，有一个空间不妥协。永远不要小看这百分之一的不妥协。人间百分之九十的悲剧，人生百分之九十的失败，可能就是没有坚持那百分之一。至于我大学毕业的理想，部分实现了——当一名老师；部分没有实现——当一名最好的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