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振铎:“时刻都在恐怖中,然而我不能走”

温州日报   2015-11-18 11:41

  

  抗战期间的郑振铎。

  陈福康先生在温州市图书馆讲述郑振铎抢救中华文献的故事。 赵天慧 摄

  “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而且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一举扭转了中国珍本外流的严重局面。”上周日下午,上海外国语大学文学研究院中国文学研究所所长陈福康做客温州市图书馆,为市民讲述了温州文化名家郑振铎在抗日战争时期抢救国家珍贵古籍文献的英勇事迹。

  郑振铎(1898~1958),原籍福建长乐,生于温州,长于温州。著名文学家、翻译家、历史学家、文献学家,亦是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先驱和主要领导者,堪称二十世纪文化大家。

  现年65岁的陈福康,潜心从事“郑学”研究四十多年,著有《郑振铎年谱》《郑振铎论》《郑振铎传》等。他告诉记者,自己是在上世纪70年代,读鲁迅文集的时候,接触到郑振铎,进而对其心生敬意并走上了研究郑振铎之路。“今年是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希望通过重温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来缅怀这位爱国志士。”

  不惜代价抢救古籍孤本

  结合郑振铎的著作《劫中得书记》《跋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和《西谛书话》,以及研究保存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和台湾有关图书馆当年的书信、报告、档案,陈福康大致还原了郑振铎抢救中国古籍文献的始末。

  1937年,日本侵略军占领北平、上海,随后东南各省也相继陷落。当时在书香之地的江南一带,许多著名的藏书楼在战火中被毁,那些经过数代经营和积藏的珍本典籍,损失惨重。即便是侥幸保存下来的文献,也大多被后人拿去变卖以维持生计。时任上海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的郑振铎对此非常痛心,特别是当他看到路透社发自华盛顿的一篇电文——“中国珍稀图书,现在源源流入美国,举凡稀世孤本,珍稿秘藏,文史遗著,品类毕备,将来研究中国史学与哲学者,将不往北平而至华盛顿,以求深造。”

  这一发现让郑振铎大吃一惊,他认为如不及时抢救,将来“史在他邦,文归海外,奇耻大辱,百世莫涤……”于是,他先是花光自己所有的积蓄买书,然后向朋友借,或向书贾欠账,甚至把不太重要的藏书卖掉一点,再去买重要的书,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挖肉补疮”。

  时局的变动让郑振铎的古籍收藏变成了一场救书行动。这场行动中,最具“戏剧”色彩的莫过于他收购《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的曲折过程。

  《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是明代藏书家赵清常历时三年抄校而成,包含了64册共242种杂剧,是收录古代戏曲最多的珍本秘籍,现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

  1938年5月,藏书家陈乃乾告知郑振铎,苏州书商杨寿祺发现了该书的前32册,售价3000大洋。郑振铎一边将此消息电报给政府教育部的卢冀野(郑振铎原暨大同事,词曲专家)和北平图书馆副馆长袁同礼,一边多处筹款,次日即携千元赶到苏州,交与杨寿祺。杨不仅允诺取书,还告知郑,另外32册在古董商人孙伯渊处,自己也可代为购买。郑振铎喜出望外,又忙着回去筹款。不想,当他再去,竟被告知前32册书也已被孙伯渊购去。孙将全书合璧以为奇货,竟是非万元不肯出手。这般天价实在让郑振铎无力承担。好在卢冀野传来消息,说由教育部出这笔巨资。虽然如此,但拨款难到,最终郑振铎找暨南大学代理校长程瑞霖筹足款项,又经陈乃乾从中“作伐”,以9000大洋将书完整购下。

  郑振铎事后自况:“当时取到书的时候,简直比攻下了一座名城,得到了一个国家还要得意。”的确,在这部《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里,有一半是湮没几百年的孤本,很多还是稿本、抄本,没有刻印过。后来,郑振铎在《劫中得书记》中高度评价该书被发现的价值:“这宏伟丰富的宝库的打开,不仅在中国文学史上增添了许多本的名著,不仅在戏剧史上是一个奇迹,一个极重要的消息,一个变更了研究传统观念的起点,而且在中国历史、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上也是一个最可惊人的整批资料的加入。这发现,在近五十年来,其重要,恐怕是仅次于敦煌石室与西陲汉简的发现。”

  而作此评价的远不只他一人。在郑振铎和时任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张元济之间的往来信件中,张元济提到《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是绝世之“国宝”,万不能任其流到国外。他还提出,为了保存孤本,必须把这部书转化为铅印本。

  “这和郑振铎的想法不谋而合。但是,书是为国家买的,所以能不能印要问政府当局。”陈福康透露,在经过同教育部及商务印书馆的反复交涉后,最终出了一部《孤本元明杂剧》。“尽管现在它在图书馆比较普遍,但是你如果了解这样一个过程,就会知道,当年出这部书是很艰难的。”

  成立“文献保存同志会”

  在“以余之孤军与诸贾竞”的过程中,郑振铎深感势单力薄,于是他找到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张元济、私立光华大学校长张寿镛、上海暨南大学校长何炳松以及北京大学教授张凤举。那一阵,五位爱国文化志士几乎每天都要聚在一起,商讨抢救之策。他们觉得事关保护抢救国家文化留存,除了启动民间力量,政府也应该担责。为此他们多次联名给重庆政府发去电报,痛陈文献遭劫的危急状况,以及文献散失后将带来的严重后果,强烈要求当局立即拨款抢救。

  时任教育部部长的陈立夫和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中英庚款董事会董事长的朱家骅对此表示支持,决定借助教育部和中英庚款董事会的力量,与国立中央图书馆合作抢救。中英庚款董事会成立于1931年,负责管理历年由英国退还中国的数百万英镑庚款的用途。

  1940年1月13日,国立中央图书馆馆长蒋复璁秘密抵沪,与郑振铎等人取得联系,商定成立“文献保存同志会”。这是一个地下组织,专事上海一带的古籍文献收购,其经费取自中英庚款董事会补助国立中央图书馆之费用,书归国立中央图书馆所有。郑振铎还起草了《文献保存同志会办事细则》,由张寿镛、何炳松保管经费,张元济鉴定宋元善本,郑振铎负责对外联络等事宜。张元济由于年事已高,则不方便参与具体工作。

  当时上海情况复杂,尤其是敌伪特务的渗入,为救书工作带来极大的阻碍。郑振铎只能以暨南大学的名义收购图书,每天往返于各书店间。为了防止被特务发现,他经常寻觅安全场所,与同志会的人士秘密把书搬来搬去。他的行动,还引起了日本密探的注意,被列入黑名单。有两次,郑振铎与搜捕他的日本特务擦肩而过。《劫中得书记》曾载:“时时刻刻都在恐怖中,时时刻刻都在敌人魔手的巨影里生活,然而我不能走……”

  从1940年春到1941年冬,上海全部沦陷之前,文献保存同志会先后收购了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江宁邓氏“群碧楼”、嘉兴沈氏“海日楼”、庐江刘氏“远碧楼”、顺德李氏“泰华楼”、顺德邓氏“风雨楼”、吴兴刘氏“嘉业堂”和张氏“适园”等著名私家藏书楼的大量善本古籍,数量多达3800余种,其中宋元刊本300余种。依蒋复璁言,中央馆善本库中的藏品,几乎都是文献保存同志会从上海抢救出来的。

  然而,当郑振铎殚精竭虑抢救中国古籍文献之时,居然有人曲解他,说他和周作人一样,做了汉奸。陈福康说到这里,言辞有些激动,他指出,在上海沦陷后,汉奸报纸上曾公布日方要召开一个东亚文学工作者大会,与会者中有郑振铎。巧的是,郑振铎的那天日记保存了下来。他写道,看到这条不实的新闻,自己非常愤怒!

  后来,郑振铎在一篇文章《求书日录》中写道:“假如有人问我:你这许多年躲避在上海究竟做了些什么事?我可以不含糊地回答他说:为了抢救并保存若干民族的文献工作……在头四年里,以我的力量和热忱吸引住南北的书贾们,救全了北自山西、平津,南至广东,西至汉口的许多古书与文献。没有一部重要的东西会逃过我的注意。我所必须求得的,我都能得到。那时,伪满的人在购书,敌人在购书,陈群、梁鸿志在购书,但我所要的东西决不会跑到他们那里去。我所拣剩下来的,他们才可以有机会拣选。”

  正是靠着如此强大的责任感和自信力,郑振铎在艰难时世中不顾个人安危,为国家抢救和保存了大批古籍。

  作家叶圣陶在郑振铎遗作《西谛书话》的所作序言中评价道:“当时在内地的许多朋友都为他的安全担心,甚至责怪他舍不得离开上海,哪知他在这个艰难的时期,站到自己认为应该站的岗位上,正在做这样一桩默默无闻而意义极其重大的工作。”

  为国家保存文化,如在战场上作战。对于知识分子而言,他们的岗位不就是维系中华文化于不坠吗?在这一点上,郑振铎做了一件永垂史册的好事,他将被后人永远铭记。(记者 王民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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