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建各类人民调解委员会2935个 多元化解纠纷

　　有经验的明星调解员能让调解事半功倍。图为我市首个涉外调解工作室主任林东来正在调解一起物业纠纷。

专职调解员

    经验丰富易见效

　　据悉，调解成员中若有资深的司法工作者，或者有威望的离退休干部参与，会给当事人传递一种如若这些人都调解不成就将走漫长、复杂诉讼程序的信息，对调解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去年，惠安县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保证各乡镇司法所配备1-2名专职调解员。这些调解员的特点就是有一身专业的经验，更多的是有法律业务上的优势，比如退休的法官、检察官、公安人员、司法所工作人员等，或是对当地乡情村情了如指掌的老支书或是老村主任，或是有文化有知识、对家乡有贡献、在群众心目中有较高地位的人士，比如慈善企业家。

　　经过选拔，全县12个乡镇的16名专职调解员于去年10月份开始上岗，半年来已经调解案件162件，其中涉及全县性重大影响的调解案件22件，如黄塘镇专职调解员郑汉卿上任以来化解了多起历年积案。

方式

    针对不同人群 讲究不同方法

　　曾科长表示，基层调解人员的选择很重要，调解的方式也很重要。针对不同的人群，得讲究不同的方法，或者法理结合，或者营造一种温馨的氛围，有时候还需要锲而不舍的耐心和恒心。

    夫妻矛盾欲索还彩礼

    析法明理化解矛盾

　　永春县吾峰镇吾西村张某与吕某于2013年12月2日结婚，育有一女。当初张某迎娶吕某时花费二十几万元，后两人产生矛盾，吕某要求离婚，张某表示如果要离婚，必须退还当初的彩礼钱，双方产生纠纷。

　　今年1月18日，村调委会工作人员对此事进行调解，并对张某进行法律知识的普及。根据规定：“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二）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的；（三）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适用前款第（二）、（三）项的规定，应当以双方离婚为条件。”婚前给付彩礼钱并没有导致张某生活困难，所以张某不能要求退还彩礼钱，且双方生活不到两年，女儿未满周岁，夫妻感情还未破裂，双方只是欠缺沟通。

　　村调委会工作人员对双方进行了耐心劝解，并邀请了双方亲戚一起开导。最后张某夫妻终于敞开心扉，表示不会离婚，将好好生活。

    营造温馨氛围

    5次泡茶谈话平息纠纷

　　“为了促成矛盾纠纷的化解，有时候环境的营造很重要，因为一个温馨的环境能让双方当事人放松心情，更容易促成纠纷的平息。”有着多年基层调解经验的法律工作者郭连新告诉记者，很多调解人员会将场所选择在茶桌上甚至是酒桌上。

　　2012年5月，晋江金井围头一艘船抛锚，被风吹到围头村渔业养殖户吴某的海蛎养殖区，造成养殖区损失严重。事发后双方各执一词，对赔偿数额无法达成一致，矛盾不断升级。

　　围头村调解主任洪水平及时召集相关人员介入调解，邀请当事双方到调解室一边泡茶一边调解。通过5次的泡茶谈话，双方最终握手言和，对赔偿数额达成了一致意见。

    邻里建房闹纠纷

    3次登门调解息干戈

　　农村邻里之间的矛盾纠纷错综复杂，一次调解往往需要跑好几趟。2014年3月2日，刘某平到安溪蓬莱镇调解委员会反映，邻居刘某成三兄弟盖楼房导致他家墙体出现了裂缝，窗户无法打开。建房前，刘某成和他签承诺书：如因建房给对方造成房屋损坏，要给予赔偿。可现在刘某成兄弟对赔偿事宜却一拖再拖。

　　接到反映后，调解人员确认情况属实，又来到刘某成家，刘某成的爱人张某说丈夫不在家，要等他回来再商量。3天后，调解人员再次登门，张某表态说可以给1万元赔偿费，这和刘某平要求的2万元相差较大。几天后，工作人员第三次到刘某成家，邀齐各方当事人，建议各让一步协商解决问题。有感于工作人员的尽职和耐心，各方终于达成了协议。

    专家

    建立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高级研究员、华侨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陈慰星表示，民事纠纷作为社会冲突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转型时期的中国日益呈现出多样化、复杂化的特点。因应纠纷产生的原因多种多样，纠纷解决既有正式的法律解决渠道，也需要个性化的“私人定制”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社会需要更多的纠纷解决菜单，来匹配社会解纷需求。而多元化纠纷的解决有赖于建立一种让民众更为信服的权威，更加重视民间资源。

　　陈教授认为，纠纷产生后，诉讼等公力救济力量要么在地理距离上较远，要么诉诸他们的成本较为高昂，最终导致了源自当事人的私力救济普遍发生。而私力救济方式很容易失控，并滑向暴力解决的方式。这也是近日两起案件以生命为代价的发人深省的启示。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提倡，除了能够提供更多样的解决选项，从而满足更加多样化的纠纷类型和当事人多元化的解纷诉求；还能够帮助处于正式司法更不容易覆盖到的乡土社会，建构起“触手可及”的社会纠纷化解体系。

　　此外，我们还应该注意到，乡土社会对于纠纷解决公正性权威性的认知，以及随之而来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建构中的权威塑造问题。这种权威，从目前比较可行的方向来看，应寻求一种自上而下的垂直解纷模式的介入。

　　例如，最高人民法院正在进行的巡回法庭方式，就是一种很有益的尝试。而来自更高级别的调解机构的进入，也是充实地方多元化解纷机制权威构建的可探讨方向，以此才能更好地满足民众们日益增长的对于公正解纷过程的需求。（记者 吴志明 黄雅珊/文 司法局/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