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桐文脉·最闽南 | 刺桐文脉耀海丝 千古风华最闽南（上）
核心提示
“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首届东亚文化之都、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国家级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世界宗教博物馆”……这些荣耀，记录着泉州从古至今的文化发展史。
刺桐文脉如其名，根深扎于闽南文化沃土中，花绽放于“海丝”煦风里。在泉州，闽南独特的文化意象，为红砖古厝所承载，随南音雅乐所传唱。大陆文明与海洋文明交融出多元风情，在世遗泉州留下了独特的地域共鸣和文化记忆。
且让我们在历史长廊中，循着刺桐文化脉络，感悟闽南文化魅力。
中原汉人多次入泉
促进闽南文化形成
纵观历史洪流，梳理刺桐文脉的前世今生，能窥见闽南文化更古老的记忆，更宏大的脉络。
福建境内山多田少，沿海岛屿星罗棋布，自古以来闽人就牧洋为田、与海共存。先秦时期生活在闽南地区的原住民属于七闽部落。战国晚期，越国被楚国所灭，大批越族入闽，带来了纺织、冶铁等越文化；他们与当地的七闽土著融合，闽越族由此形成，进而孕育出闽越文化。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闽越族人“以船为车，以楫为马”驰骋海上，为泉州宋元时期的航海壮举埋下伏笔。
在楚汉之争中，闽越人有恨于楚人曾经灭越国，遂出兵助汉灭楚。汉高祖因而封越王勾践七世孙无诸为闽越王。
公元前 110 年，闽越王余善反汉，汉武帝遂出兵平闽。《史记》记载，“东越狭多阻，闽越悍，数反覆，诏军吏皆将其民徙处江淮间。东越地遂虚。”闽越人被集体迁徙到江淮后，闽越地人去楼空，为之后汉人入闽留下了发展空间。
汉晋至五代，中原汉人多次南迁，不断推动中原文化与闽越遗民文化交融，促进闽南文化形成。在这一漫长过程中，作为闽南文化发祥地的泉州，逐渐奠定了其在该文化体系中的核心地位。
吴永安三年（公元260年），于今泉州南安市丰州镇置东安县治。那个时候，泉州已经有一定规模的汉族居民，他们带来了上古汉语，成为今天闽南方言的早期雏形。西晋末年，永嘉之乱，汉人辗转进入福建，来到闽南。他们沿江而居，泉州的母亲河“晋江”因而得名。在这个时期，中原文化融合了闽越遗民文化，中原汉人带来的先进技术和文化，促进了晋江流域农业经济的发展。
相对于北方战乱，泉州安定的社会生活环境，让珍贵的闽南文物得以保留。始建于西晋太康三年（公元282 年）的泉州市区东街元妙观，有“八闽第一道观”之誉，是道教传入福建后的第一座道观；始建于西晋太康九年（公元288 年）的南安丰州延福寺，是闽南最早的寺院。在今南安丰州一带抢救挖掘的六朝墓中，出土的装饰着丰富人物、乐器纹饰的墓砖和青瓷茶具，无不向后人讲述着魏晋风流。
唐至五代刺桐花盛
泉州渐成闽南中心
从三国时期到唐末五代，泉州建制不断扩大。盛唐时，泉州人口骤增，经济、文化迅速发展。“泉郡文风”引领闽南文教。
南朝梁天监间（公元502 年—519年），于今泉州南安市置南安郡。
唐武德五年（公元 622 年），于南安郡地置丰州（州治在今南安市丰州镇），下领南安（今泉州市）、莆田（今莆田市）、龙溪（今漳州市龙海、华安、长泰及漳浦的一部分）三县，嗣圣元年（公元 684 年）改为武荣州（州治在今南安市丰州镇）。景云二年（公元 711 年）武荣州改称泉州，州城由丰州迁到今天的泉州，归属闽州都督府管辖，从此确立了泉州作为闽南中心的地位。
至五代，泉州领今之晋江（含惠安）、南安、莆田、仙游、同安、安溪、永春、德化、长泰九县地。
唐代，闽南开始重视文教。唐开元年间，泉州兴建了孔庙，闽南教育初步兴起。唐贞元八年（公元 792 年），来自晋江潘湖的欧阳詹以榜眼身份登上当年的“龙虎榜”，力压探花韩愈一筹。《闽政通考》中记载：“欧阳詹文起闽荒，为闽学鼻祖”，这位泉州历史上的第一名进士，被誉“闽文宗、闽文祖”，开启“泉郡文风”。自欧阳詹始，泉州文风鼎盛，从唐代至清末，共考取进士 2000 余名，其中有文状元 15 名、武状元 5 名。闽地能成为“海滨邹鲁”，离不开欧阳詹的“根柢”作用。泉州九日山上，仍留有秦系、姜公辅、欧阳詹和韩偓等唐代名士的遗迹。
隋唐至五代，中原宗教信仰逐步扎根闽南，加上海上贸易发展，多元文化开始交融。唐时，闽南佛教兴盛，始创于唐初垂拱二年（公元 686 年）的泉州开元寺为其代表。唐武德年间（公元 618 年—626 年），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的两位门徒“三贤”和“四贤”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来泉传教，卒葬于东门外灵山南麓。灵山圣墓，是研究泉州海外交通史及伊斯兰教传播史的重要史迹。
唐中后期，海外贸易不断发展，泉州港已成为与交州、广府、江都并重的南方大港，泉州出产的陶瓷、铜铁等，成了闽南海外贸易的主要商品。
唐代后期，王潮、王审邽、王审知三兄弟率军与吏民南下入闽，这是唐代移民福建人数最多的一次。光启元年（公元 885 年），王氏部队进入闽西、闽南，次年八月，占领泉州，泉州成为王氏兄弟入闽之后的第一个根据地，王潮被奏请为泉州刺史。
“开闽三王”入闽后审时度势，鼓励垦殖，兴修水利，积极发展海外贸易。经过“开闽三王”30 余年的治理，福建社会经济渐趋繁荣，造船业有所发展。王审知经常从福州、泉州派发“蛮船”到海外贸易，给闽地经济带来了活力。
后来王审邽之子王延彬执掌泉州军政大权，在他的调控下，泉州政通人和，尤其积极发展海外贸易，为福建特别是泉州，在宋元时期的繁荣昌盛奠定了坚实基础。“开闽三王”开放胸怀与民间“大舟有深利，沧海无浅波”的冒险拼搏精神，共同构成了闽南地区海洋文化特点。始建于五代末，颂扬三王开闽治泉功绩的檀越王公祠，今仍立于泉州承天寺西畔。
谈及泉州海外贸易的发展，五代时清源军节度使留从效是一个无法被绕开的人物。其主政泉州十七年，南唐保大四年（公元946年），留从效扩建泉州古城，城墙增高到一丈八尺，周长增至二十里，为原有城墙长度的七倍。同时，又在城内“开通衢，构云屋”，招徕海外番商前来进行商贸，允许自由贸易。自此，泉州与东南亚、阿拉伯、非洲等地的海外贸易，逐渐进入繁盛期。泉州城内，货物充盈，商贸繁盛，呈现“云屋万家，楼雉数里”的繁华景象，泉州港逐渐成为东方大港。留从效促进海上丝绸之路的开拓，使泉州乃至整个闽南地区得以继续繁荣与发展。
拓城建城的同时，在唐末栽种刺桐树成风的基础上，留从效再次环城遍植刺桐树，泉州城遂称刺桐城。
在不久的将来，“刺桐城”将为世界所知，为世界向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