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勃·迪伦为什么伟大 是民谣还是摇滚歌手(附历史地位)

时代正在改变

　　1962年2月，19岁的迪伦来到纽约格林威治村。而这里，左翼民谣和反叛的垮掉的一代的诗歌正在翩然共舞，维持既激荡又矛盾的关系。

　　从20世纪初，在格林威治村就存在着两种反叛：个人的与社会的、美学的与政治的，对清教主义的和对资本主义的反抗，个人创造力和集体的政治行动。前者是波希米亚的先锋艺术家，后者是左翼的行动主义者。

　　到了50年代，垮掉的一代在这里的咖啡馆饮酒吟诗、聆听爵士乐，而人民主义的左翼民谣也在同样的咖啡馆或者周日的华盛顿广场热情歌唱、思索世界的问题。

　　迪伦自己说：“民谣场景和爵士场景是非常紧密的。诗人读诗时，我会在底下聆听。我的歌曲与其说是受到书本上的诗影响，不如说更是受到诗人在现场搭配爵士乐的朗读的影响。”

　　格林威治村确实是孕育迪伦的最佳摇篮：他在来纽约之前就拥抱民谣，迷恋垮掉的一代的诗歌，而这里正好是两者的原乡。

　　迪伦一开始是作为承接左翼民谣传统的伟大接班人。他写下一首又一首刺激时代的歌曲，把民谣带到新的思想高度，成为那个剧烈变动时代的最佳主题曲。他说，父母们、政客们，不要再抵抗新的力量出现，因为“时代正在改变”。

　　但就在他被视为青年反文化的代言人时，他开始急速地想要告别民谣，告别抗议。因为他并不是一个真正如前辈彼得·西格乃至同辈如琼·拜雅(Joan Baez)般具有强烈行动信念的抗议歌手。

　　在1964年，他接受访问说：“我不想再为任何人写歌，不想成为什么代言人。我只想从我的内在出发写歌……炸弹已经渐渐变得无聊，因为真正的问题比炸弹更深层……我不属于运动的一部分。”

　　或许是巧合，正在这个转变的关键时期，他在1963年年底认识了金斯堡，两人自此交往甚密，深深影响彼此。

　　当金斯堡第一次听到《暴雨将至》（A Hard Rain's Gonna Fall）时，他激动落泪，认为他们的波希米亚火炬已然传递给新一代年轻人了，后来更认为迪伦的音乐是“对从惠特曼到凯鲁亚克这些美国先知的响应”。

　　迪伦的作品也开始更接近于垮掉的一代：在这一年的作品Chimes Of Freedom、Desolation Row都可以看到金斯堡和凯鲁亚克的影子。

　　除了语言与美学外，迪伦在垮掉的一代身上还看到他们不直接涉入政治的反叛姿态。垮掉的一代和迪伦承传的左翼民谣传统原本就存在着矛盾：前者更多是美学的前卫革命，是颂扬欲望、药物和边缘，而这是被传统左翼分子所拒斥的。所以，当迪伦开始如同垮掉的一代感到左翼运动的压迫，而想要转向更个人的体验时，垮掉的一代当然是最好的出路。

　　迪伦是摇滚最伟大的炼金师。他把民谣接上摇滚，并且用垮掉的一代的诗歌让摇滚开始具有深邃和魔幻的诗意。

　　1965年年初到1966年夏天，“后抗议民谣歌手”时期的迪伦发行了三张专辑，并进行了一连串巡演。这些专辑和演唱会不只让人们看到他们不了解的迪伦，迪伦也带领他们进入摇滚乐中未知的魅影之原，在神秘中充满爆发力。迪伦果然是一个幽灵，从音乐的古老世界，倏地穿梭到未来，没有人可以跟上他的脚步。

　　而摇滚乐的方向也从此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