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文学奖2016揭晓时间:10月13日晚7点(北京时间)

腾讯文化   2016-10-13 12:07

诺奖有争议是好事

  腾讯文化:据你观察,近几年来,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有什么新趋势?

  莎拉·丹纽尔:瑞典学院即将迎来学院创办以来的第10位女院士,她是位很优秀的小说家。

  仔细一想,自1786年学院创办以来,我们才总共有10位女院士,这事其实挺让人丧气的。不过,如果再研究一下历年数据,你会发现瑞典学院历史上的第一位女院士是瑞典作家塞尔玛·拉格洛夫——她是1914年被选上的,那已经是一百年前。而我们目前在任的女院士一共有6位。瑞典学院的18位院士中,女性占了6位,真不算太糟。我想,事情正在往正确的方向发展。

  诺贝尔文学奖也在朝着相似的方向发展。从1901年开始评奖以来,女性得主一度难得一见。但如果你看看过去25年来的获奖女作家,会发现数字挺令人惊叹的。这些发展当然都是缓慢的,但也反映了世界范围内女性社会地位的进步。瑞典学院也受到了这种影响。

  腾讯文化:这种趋势如何影响全球范围内的文学发展呢?

  莎拉·丹纽尔:我们面对的是世界各国各地的多种语言。诺贝尔文学奖的野心是要覆盖全球文学,发掘精品。我能说的是,“女性诺奖得主在增加”这一事实是很使人乐观的。也许在未来的20年里,诺奖得主的国籍、民族是我们现在闻所未闻的呢。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猜测。

  腾讯文化:在你看来,今天的小说写作有什么新的趋势吗?“宏大叙事”(Grand Narrative)是否已经属于过去?

  莎拉·丹纽尔:我们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已经这么说了,哈哈。可我觉得这(“宏大叙事”已经属于过去)并不是事实。当时福山的《历史的终结》一书引发了学界激烈讨论,法国哲学家利奥塔受此启发,引申出“宏大叙事的终结”。而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宏大叙事”的真正涵义是指苏维埃及其政治、社会制度——当时很多人已经不再相信苏联的这种宏大的政治叙事。

  有些人将这种风潮引到了文学趋势之上。在某种程度上,我认为这确实没有错。这是我的另一个观察:如今,在许多非西方的作品中,你会看见有“宏大叙事”式的趣味,但它们的写作角度跟以前完全不同,其视角来自世界权力中心——西方之外。

  当然,世界格局正在变化。日本的综合国力很早就在上升;中国正在发展成为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经济和金融中心,还将继续往前发展。

  腾讯文化:那么就你来看,现在的小说写作是朝着越来越碎片化的方向发展吗?

  莎拉·丹纽尔:我倒并不这么觉得。我实在不该对此发表评论……我们说的是全球文学,碎片化的写作手法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时,被欧洲的几个文学圈特别推崇。当时人们将其称之为“现代派”。

  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人们换了一种完全不同的审美理想,将其称为“后现代主义”。在那段时期,我们也见证了人们对后殖民文化产生越来越大的兴趣,作家们开始探索不同的历史、语言、文化,有时将所有这一切都混在一起,于是我们有了“非洲后殖民写作”等流派,比如不少尼日利亚作家开始用法语写作,并且大多的作品主题都是“双重身份”。

  我暂时放下瑞典学院常务秘书长的身份去说这句话:我认为,后殖民写作至今仍在往前发展。这是一个很有前景的趋势,充满了历史的丰富性。

  腾讯文化:既然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对于文学奖的评选只提到了“理想的(或理想主义的)方向”这一标准,时至今日,你个人对此“理想”如何去诠释呢?

  莎拉·丹纽尔:那得视乎不同作家而定啰。在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作品里,找出这种“理想”不难,其中有一种人道主义的冲力,十分符合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的精神,因此要说明选择她的理由容易得很。

  但有时候就没那么容易。常常都是评委各自为某位作家列出评选理由、为其辩护,然后大家展开争论。比方说,耶利内克在写作中做的,是揭露你我能想象到的最糟糕的社会态势,她与阿列克谢耶维奇两人根本没有可比性。

  那么你说,耶利内克这样的写作能算得上是“理想化”的吗?从直观上乍看,固然不是。但事实上,她是间接地提出了“理想”。她以极富侵略性的写法去揭露,这种咄咄逼人的方式在她的小说、剧本里都一样,你在这种负能量的冲击中,也能看出她其实树起了人道主义理想的旗帜。

  

2004年,瑞典学院宣布奥地利女作家耶利内克获诺贝尔文学奖时情景

  腾讯文化:当年耶利内克得奖引发了瑞典学院内外极大争议。如果这种情形再次出现,你会如何去处理呢?

  莎拉·丹纽尔:我认为有争议是好事。诺奖有时会引发争议,这是健康的象征,证明了我们正在做的是正确的事,人们有时对此有不同意见,有时认同。

  腾讯文化:如果是内部的争议呢?

  莎拉·丹纽尔:那我可不能告诉你。(笑)当你成为瑞典学院的一员,就必须遵守一个规则:无论内部出了什么争议,都必须保持沉默50年。我们签合约的时候就有这一条:不能对外谈论关于瑞典学院的内部事务。

从20年前就很想去中国

  腾讯文化:就任瑞典学院常务秘书长后,你需要继承前任秘书长的工作程序吗?你习惯什么样的工作方式?

  莎拉·丹纽尔:我有一位参谋,但我的前任彼得·恩格隆德对我说:“用你自己的方式去做事,只要做你自己就好。”到目前为止,没人干涉过我的任何一个决策。有时遇到棘手事,我会主动去找院士们商量,他们会给我提建议。

  在一个平常的企业,前任老板在新老板上位后。一般都已离开了。但在瑞典学院,我们都还在一条船上,大家同心协力,一切都很好。

  腾讯文化:你们每周例会依然雷打不动?

  莎拉·丹纽尔:每周四下午5点,我们依然会开会。一本正经地开完会以后,按照惯例,我们会到1722年开业至今的“金色和平”餐馆吃饭。饭间我们都放松下来,有时会谈论特别俗气的话题,也谈谈各自的私人生活,互相开玩笑。

  腾讯文化:典型的瑞典幽默是怎样的?

  莎拉·丹纽尔:充满反讽。人们会经常板着脸,但说出一些不像话的内容来。

  腾讯文化:在阅读之外,你喜欢做什么?

  莎拉·丹纽尔:我喜欢和我儿子在一起。说到个人爱好的话,我喜欢视觉艺术、摄影、设计和手工。我对布料很着迷,很早就喜欢自己织毛衣。我没有到过中国,从20年前我就很想去。北京之外,我还很想去中国丝绸制造业最发达的地方看看。

  腾讯文化:你的资料里说,你在年轻时当过“专业赌场公关”。这可真有意思!

  莎拉·丹纽尔:人们看我的履历表,记得最清楚的肯定是这一项。它在我简历的最后,大家从开头扫到后面,忽然就傻了眼。

  那是我19、20岁的时候。当时我高中毕业不久,没有直接上大学。那时我看的电影里都是很酷的人,到了夜晚才出动,到赌场里赢一大笔钱,于是在我想像中,“扑克女郎”是一份很迷人的工作。但实际上没那么酷,我拿到的薪水也低得可怜。

  不过当时的我真挺酷的。记得那时一些男同事对我说:“你能笑一个吗?”我不理睬:“干嘛非要笑啊。”

  腾讯文化:这段经历与你对文学的兴趣似乎完全不相干。

  莎拉·丹纽尔:嗯,我当时在寻找生活经验。现在回过头去看,我很感恩:年轻时干过这么一个狗屎活。

  没错,我确实是个死硬派学者,可除此之外,我还干过很多别的事。

  腾讯文化:你想过写小说吗?

  莎拉·丹纽尔:没有。这个世界不需要再多一个中庸乏味的小说家啦——已经够多的了。人人都说数码时代小说写作在式微,但完全不是这回事。也许读书的人是越来越少了,但每个人都想要写书。

  腾讯文化 张璐诗 发自瑞典斯德哥尔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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