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人权活动人士”被捕真相 捏造问题报告换取资助

财务混乱，项目经费入私囊

　　《纽约时报》等多家西方媒体在报道时均提到，“人权卫士紧急救援协会”是一个志愿组织，并且强调机构内部人员的“义工”性质。但有关部门向《环球时报》展示的证据显示，“公民代理站”的“骨干”如果每月向彼得·达林汇报2至4起案件，就可以领到3000元左右人民币的报酬，这些钱由彼得·达林支付。为了骗取工资和经费，凸显自身工作的重要性，“他们往往夸大案情、甚至凭空编造、虚报不存在的维权案例，刻意丑化我国人权现状”。

　　对于掌握近千万元资助的彼得·达林来说，这些人所领取的都是“小钱”。在财务运作方面，彼得·达林通过虚增项目、虚报工资等手段，将接受的境外资金层层截留，将近半数的项目经费用作个人日常开销或利润，中饱私囊。彼得·达林在接受调查时这样说：“(预算)表格是在申请项目时用来要钱的，但最终钱不一定要发下去……因为如果我真的按照表格来发放工资，我就没有利润了……这类表格我曾为了不同的原因制作了许许多多的版本。”

　　以法律援助站的办公室预算为例，彼得·达林说，在预算中，所有法律援助站都有租用办公室的预算，但在实际操作中，他们并不需要使用办公室，“这些钱就都成了JDI的利润”。他还说，在2015年一整年里，他们用这种方法省下40万元人民币，这笔钱目前仍在彼得·达林的个人银行账户里。彼得在中国没有正式工作，但出手大方，经常在世界各地旅游，生活奢侈。

　　“美国某基金会是唯一要求财务报告的机构，我们每次都特意为它制作财务报告，它可能会要回我们没有花掉的那部分，正因如此，该基金会的项目很少能赚到钱，其他的则不是。”他说。而据另外一名核心涉案人员供述，王全璋后来离开JDI组织加入锋锐律师所，也是因为财务问题，双方进而产生矛盾。在王全璋加入锋锐律师所后，也与彼得·达林有过合作，从彼得·达林那里获得了一些资金。

西方炒作“中共打压”根本站不住脚

　　这一事件成为西方炒作“中国共产党针对国内异见人士和西方政治影响展开大规模行动”的最新案例。《纽约时报》评论说，中共领导层对“公民社会”和司法独立等受西方启发而产生的观念进行谴责，并借此抨击正在审议中的《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认为它可能会对“和法律与政治议题有关的活动进行严格的限制”。在中国国内的互联网舆论中，出现了个别与之呼应的声音。但这些凭空指责根本站不住脚。

　　北京市法理学会副会长吴庆宝对《环球时报》表示，国外的NGO如果在中国国内活动，应该在民政部门登记，还要在相关的国家机构，比如安全部门，以及相关行业主管部门登记、备案，如果从事的活动具有营利性质，还应当纳税。此外，外国资金进入中国也应当根据中国法规在外汇管理部门进行审核，没有管理就到处活动，在哪个国家都行不通，“这种NGO在中国起码是不受欢迎的”。

　　据《环球时报》记者了解，彼得·达林近日表示，他在接受调查期间受到良好的对待，患病服药问题也得到很好解决，还被允许与瑞典驻华使馆人员会见，体现了中方的人道主义关怀，感到很满意。对于自己的行为，彼得·达林表示十分后悔：“我在中国从事了违反中国法律的活动，伤害了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为此我要深深致歉。”经过多日反思，涉案的中方人员也对自己的行为感到痛心疾首、追悔莫及。有的表示:“我帮彼得·达林干的这些事情，客观上为境外反华势力攻击中国提供了炮弹，危害何其严重，我愿意积极认罪悔过，恳请宽大处理。

　　【本报记者 谭福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