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和台湾学者多角度研究南海“天书”《更路簿》

­　　开拓创新

­　　不忘总结前人研究成果

­　　虽然《更路簿》研究已成“显学”，但作为国内较早一批研究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研究所党委书记李国强认为，想要深度解读《更路簿》，不仅仅在于角度多样，更需注重深度。

­　　他直言，从上世纪70年代《更路簿》手抄本被呈现于世至今，学术界的研究已经走过40多个年头，学界不能为了迎合热点，就做一些低水平重复的研究工作。

­　　对于《更路簿》的研究，国内早有学者，如韩振华、刘南威、曾昭璇等老先生，并取得一定的成果。“我们现在老谈新成果，难道前人的研究成果我们都研究透了吗？”

­　　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韩振华等学者早已提出“《水路簿》不但是一部渔业生产用的航海针经书，还是一部关于西、南沙群岛的专门性著作”等观点。并且进一步指出：各种抄本的《更路簿》所记载的航海针位和更数基本上是正确的，它是海南岛渔民祖辈在西南沙群岛等地通过航行实践，遗留下来的经验总结。

­　　曾昭璇还将《更路簿》分为渔民《更路簿》和航海《更路簿》两种，认为他所见11种《更路簿》皆为清代渔民《更路簿》，还明确指出，“渔民《更路簿》和航海《更路簿》有明显不同。渔民本是只抄下本船需要的海洋知识(如潮汐)和更路，而不是整本抄录，如牵星、山屿、港口、水深等。”

­　　“现在许多所谓的创新，其实都是过去的‘老成果’。”李国强认为做学问还是要甘于坐冷板凳，必须从理论研究本身出发，遵循学术规律、潜心开展研究、实事求是地发表观点。在他看来，《更路簿》植根于南海、依托于南海，几乎没有哪一种历史现象与南海联系得如此紧密。

­　　“从一定意义上而言，缺失《更路簿》，南海海洋文化将是不完整的。”李国强将《更路簿》视为南海海洋文化中最为华丽的篇章，并展望道：“在下一步的研究中，相关专家学者不妨将视线放低、放宽、放远，勇于开拓、创新思路，把《更路簿》研究不断引向深入，不断结出丰硕成果。”

­　　恰逢其时

­　　海南学者述学立著担重任

­　　研讨会上，以李国强为代表的专家指出：从总体上来看，我们对《更路簿》的认识水平还不高，许多深层次问题还亟待破解，《更路簿》的潜在学术价值和在维护我南海海洋权益中的功能性作用，还需要不断挖掘、不断提升。

­　　研讨会上，厦门大学历史学系周运中首次公布一些新史料，帮助我们确凿无疑地证明古代中国人是南海诸岛的唯一主人，最迟在清代就有中国人每年定期到南海诸岛从事捕鱼、养鸡、种薯、建庙等活动；海南大学法学院教授陈秋云等则通过对《更路簿》的介绍，进而将《更路簿》体现的南海渔业行为习惯、历史和渔业权形成史演进过程进行描述，从而在逻辑上论证《更路簿》对历史性捕鱼权的证成，以期渔民渔业权保护提供理论上和法律上的支持。

­　　与会专家认为，《更路簿》作为我国南海历史证据链中具有独特意义的实物证据，研究方向应为维护国家应有之权益的志向而述学立论、建言献策，担负起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

­　　从这个角度来看，在《更路簿》研究方兴未艾之际，海南大学率先成立《更路簿》研究中心，并牵头组织本次研讨会，可谓恰逢其时。“中心的成立合乎《更路簿》研究特有的学术规律，顺应南海问题理论研究专业化、精细化的发展趋势，适应我国南海维权的总体要求和方向，也体现出海南大学责无旁贷的责任意识和担当精神。”李国强说，中国边疆研究所将进一步加强与海南大学《更路簿》研究中心的良好协作关系，加大合作与交流力度，并以此为契机，不断深化与海南专家学者的协同和协作。（海南日报记者 徐晗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