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定锯腿自救“英雄”郑艳良：我想活下去！
锯腿自救
锯了腿18个月后，他才起了找媒体的念头，之前他一直在等死
病痛来得突然。2012年春节的大年初六，郑艳良和亲友在打牌，突然右腿开始剧痛起来，“像刀在里面剜”，保定的医院当晚没查出什么问题，让他转到北京301解放军总医院去检查，几个小时内，他已经无法直立行走了。301医院让他先交30万元截肢，但又不能保证手术毫无风险，他交不起这笔钱，返回保定252医院再做检查，有医生告诉他，不动手术，活不过15天，最后他选择“保守治疗”，就是回家躺着吃止痛药。
“他疼得通宵号叫，叫得邻居们都睡不着”。大姐说，他们买好了寿衣，随时准备着送他走。没几天，郑艳良的父亲犯了高血压，住院去了，留下沈忠红通宵陪着丈夫，郑艳良的两条腿渐渐发黑、流脓，身下整日垫着纸尿片，走路得用手搬着腿。
熬到阴历三月二十四，阳历4月14日，郑艳良44岁生日的前一天早上，他看到有蛆从腐烂的腿里爬出来，他觉得恶心，就说了一句：锯了。沈忠红以为他发脾气，躲在外屋没理他，过了十几分钟，郑艳良在里面叫她，“我把腿给锯了”。沈忠红进去，被眼前的场面给吓坏了，不知该怎么办，就把断腿包好放在院子的一口破缸里。
郑艳良还给躺在医院里的父亲打了电话，他说：“把腿给锯了”。
父亲问：“你受得了?”
他答：“受不了也得受”。
他不是唯一一个因为贫穷试图自我医治的人。2011年5月，53岁的进城农民工吴远碧用菜刀剖开腹部，想放出腹部积水。尿毒症患者胡颂文，用厨具自制血透机，自己做血透延续了13年生命。成功或失败，看各人的运气。
郑艳良的运气算好的。他在家用碘伏和纱布敷了几个月的伤口，眼见着伤口渐渐愈合，大妹在北京给他买了轮椅，他让沈忠红推着他，去找村支书、县民政局和省民政局请求救助，2012年秋天，民政局给他办了低保，2013年两会结束后，保定市民政局给他送来5000元，村里关照他别再找人“闹了”，他就再没去求过政府。
“完全没有办法了，才找媒体”，他说。2013年10月，他给河北燕赵都市报打了电话，第二天报社发表了他的故事，第三天，上百家媒体涌向他家，最多时院子外面停了30辆车，外国媒体都找来了，郑艳良说：“这是中国的丑事，我不能接受采访”。
当天下午，村委会把他送进了保定市第二医院，保定市市长和卫生局局长都来探望过他。媒体公布了他的账号，捐款立刻涌来。医院免费给他做了左腿的截肢手术，清理了右腿的伤口。出院后，他一直计划着用社会捐款装副质量好点的假肢，能再站起来，继续工作。没想到2014年春节前两天，血栓又出现了。
想活下去
这次媒体没公布捐款账号，他低声地请求记者能不能帮忙公布一下
北京友谊医院最终诊断他是肾病综合征引发的血栓，他才想起来，7岁到10岁之间，他患有肾炎，经常住院，害得他连小学都没读几天，除了自己的名字以外，什么都不认识。这次抢救过后，医生开出11种药，让他先吃上一年半。他觉得腿还涨得疼，怕医院是担心他没钱，想赶他走，又给记者打电话，让“帮忙和医院说说”。
这种猜忌让医生有些焦虑，主治医生在电话里反复告诉记者，肾脏科的医生和他讲了两个小时，他应该能明白。他的病情，目前就是用药物控制。医生建议他3个月后去复查一次，如果病情恶化，郑艳良可能会出现肾功能衰竭，需要依靠血透生存。
他病倒后，屋里屋外的活，都是沈忠红一个人照料。再次出院的这天下午，沈忠红穿着单薄的衣服，在院子里砸着取暖用的煤块。沈忠红比郑艳良小十几岁，说起当年结婚时，郑艳良瞒着年龄来提亲，她直到婚后才知道真相就哑然失笑。谈到未来，她收敛了笑容说：“一天天过呗”。
整个下午，几个邻居一直坐在郑艳良身边，有个邻居探过头来问记者，“没有媒体和报纸，你看他能活不?”郑艳良随后递过来一份诉状，要求记者关注村里砖场的土地被低价出租的事。
郑艳良曾经在这个砖场打过工，为了改善北京的环境污染，这个砖场几年前就停工了。300多亩地被村委会以300万元的价格出租给商户50年。村民们没有分到租金，又觉得这块地租便宜了，要求追查。镇政府调查后，认为不存在什么问题，但村民们依旧心存疑虑。
“现在不借郑艳良的东风，以后还有人会管吗?”邻居说。郑艳良在一旁点头说，“我半条命的人了，不怕”。等邻居散去，他又担心起未来。这次犯病正好遇上春节，之前采访过他的几百家媒体，只有三四家去了友谊医院，“这次媒体也没公布我的捐款账号，”他低声地请求记者：能不能帮忙公布一下账号?他说，他想活下去。（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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