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曾向海外输出数十万妓女 俗称“南洋姐”
1870年代至1920年代,大批的日本青年女性——以九州西部和北部的天草、岛原半岛居多——到海外卖淫为生,形成世界历史上罕见的卖淫人口大流动。由于南洋群岛是其最为庞大的聚集地之一,因此中文直接称其为“南洋姐”。
“南洋姐”的足迹,北到西伯利亚及中国东北部地区;朝南以上海、香港为基地,涌入以新加坡为核心据点的马来半岛;朝西以印度为跳板,直达非洲东海岸,一直将势力范围扩张至好望角;向东则渗透到夏威夷乃至美国的加利福尼亚沿岸地区。仅在明治年间输出的女性,可能达数十万之多。一战后,日本政府开始执行限制、取缔政策,“南洋姐”因此盛况不再。
虽然这群以世界为舞台的“南洋姐”几乎没有留下显眼的记录,人们只能在海外各地散落的日本人墓地的墓碑上,了解到她们的存在,但她们展现给世人的是另类的近代日本发展史,另类的日本海外殖民史。‘
1890年的日本妓院
日本的南洋姐
1830年前后,黑奴贸易近乎绝迹,代之而起的是华工和印度劳工的崛起。华工和印度劳工一般是单身前往,在其落脚的地方,青壮年男性高度聚集,男女比例严重失调。艰辛枯燥的打工生活,需要找到解决生理欲望的“宣泄口”,大量华工和印度劳工的移住,形成都市社会,这就为娼妓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
正因为如此,“南洋姐”向世界各地的扩张,基本上与华工和印度劳工活跃的地区相重叠。另一方面,在作为管理者的欧洲殖民者看来,日本娼妓的存在,是一种“软性”的润滑剂,可以调剂劳工枯燥、单调的生活,让他们安心劳作。
为此,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他们对日本娼妓的进驻,采取的是默许甚至是欢迎、支持的态度。当时日本的媒体也曾将“世界劳动国”的中国和“世界卖淫国”的日本“有机”地摆放在一起,阐述中日两国不浅的“因缘”关系。
“南洋姐”与长崎的特殊背景有关。17世纪中叶,幕府确立了严格的闭关锁国政策,但仍然保留了一个对外的窗口——长崎港。从江户时代中期起,许多天草、岛原地区的女性外出打工,目的地便是长崎。
在那里,中国船和荷兰船进行着贸易活动。由此,在长崎出现了面向外国男性卖淫的“游女”群落。1642年,长崎将分散各处的倾城屋集中于一地,形成规模庞大的丸山游廓。1692年丸山游廓容纳了1443名“游女”,成为江户时代颇具代表性的花街。并且,长崎专门为中国人、荷兰人设置了外国人居留地,允许“丸山游女”有条件地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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