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曾向海外输出数十万妓女 俗称“南洋姐”

　　1870年代至1920年代，大批的日本青年女性——以九州西部和北部的天草、岛原半岛居多——到海外卖淫为生，形成世界历史上罕见的卖淫人口大流动。由于南洋群岛是其最为庞大的聚集地之一，因此中文直接称其为“南洋姐”。

　　“南洋姐”的足迹，北到西伯利亚及中国东北部地区;朝南以上海、香港为基地，涌入以新加坡为核心据点的马来半岛;朝西以印度为跳板，直达非洲东海岸，一直将势力范围扩张至好望角;向东则渗透到夏威夷乃至美国的加利福尼亚沿岸地区。仅在明治年间输出的女性，可能达数十万之多。一战后，日本政府开始执行限制、取缔政策，“南洋姐”因此盛况不再。

　　虽然这群以世界为舞台的“南洋姐”几乎没有留下显眼的记录，人们只能在海外各地散落的日本人墓地的墓碑上，了解到她们的存在，但她们展现给世人的是另类的近代日本发展史，另类的日本海外殖民史。‘

　　1890年的日本妓院

　　日本的南洋姐

　　1830年前后，黑奴贸易近乎绝迹，代之而起的是华工和印度劳工的崛起。华工和印度劳工一般是单身前往，在其落脚的地方，青壮年男性高度聚集，男女比例严重失调。艰辛枯燥的打工生活，需要找到解决生理欲望的“宣泄口”，大量华工和印度劳工的移住，形成都市社会，这就为娼妓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

　　正因为如此，“南洋姐”向世界各地的扩张，基本上与华工和印度劳工活跃的地区相重叠。另一方面，在作为管理者的欧洲殖民者看来，日本娼妓的存在，是一种“软性”的润滑剂，可以调剂劳工枯燥、单调的生活，让他们安心劳作。

　　为此，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他们对日本娼妓的进驻，采取的是默许甚至是欢迎、支持的态度。当时日本的媒体也曾将“世界劳动国”的中国和“世界卖淫国”的日本“有机”地摆放在一起，阐述中日两国不浅的“因缘”关系。

　　“南洋姐”与长崎的特殊背景有关。17世纪中叶，幕府确立了严格的闭关锁国政策，但仍然保留了一个对外的窗口——长崎港。从江户时代中期起，许多天草、岛原地区的女性外出打工，目的地便是长崎。

　　在那里，中国船和荷兰船进行着贸易活动。由此，在长崎出现了面向外国男性卖淫的“游女”群落。1642年，长崎将分散各处的倾城屋集中于一地，形成规模庞大的丸山游廓。1692年丸山游廓容纳了1443名“游女”，成为江户时代颇具代表性的花街。并且，长崎专门为中国人、荷兰人设置了外国人居留地，允许“丸山游女”有条件地出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