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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邵逸夫楼多达6013座 用铜字冠名意义非凡

2014-01-13 17:05 来源:大众网 1

  一直追随教育政策

  同是经历过上世纪40年代的抗战,邵逸夫对陈嘉庚当年支援八年抗战非常熟悉。1992年获得邵氏资金捐建的山师附中原副校长朱立新坦言,邵逸夫在支持中国十年校改上的努力,早已超出慈善范畴,而是有中国教育需要的地方,就会有邵逸夫。

  在邵逸夫捐资助学的20年间,中国教育经历了“校改”、“4%”两个节点,“逸夫楼”都扮演了重要角色。

  1985年5月,党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在会议闭幕式上,邓小平作了“调动全社会的力量关心、支持教育的积极性,从根本上改变我国中小学特别是农村中小学的落后面貌”的发言,随后中国教育经历了“十年校改”。

  该会议举行的几个月前,在宁波考察的邓小平曾专门提出:“把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

  “宁波帮”大哥、世界船王包玉刚率先捐资5000万元创办宁波大学,而身为宁波镇海人的邵逸夫当年便捐资建设了宁波逸夫职业高级中学和邵逸夫艺术幼儿师范学校。

  “当时百废俱兴,到处都没有钱,中国基础教育的目标仍然是‘普九’、‘扫盲’,邵逸夫就是在那时响应国家教育号召,带头捐款的。”山师附中原副校长朱立新回忆说。

  在1989年一年,邵逸夫向13所高校捐建了逸夫楼,从此便一发不可收。

  而《人民日报》的一篇报道评价:1985年到1992年,短短7年间,社会各方面集资办教育就达1062亿元,基本消除了农村中小学的破旧危房。其间,邵氏基金的捐款已超10亿港元。

  在2000年,国家制定教育投入不低于GDP4%的目标以及西部大开发战略以后,除了自己家乡附近的浙江和江苏,邵氏捐赠也悄然转向中西部地区。

  虽然山东为人口大省,但“逸夫”项目仅为71个,而内蒙古和重庆的邵氏项目则达到了100多个。汶川和雅安地震后,邵氏基金更直接捐助1亿元港币,用于校舍修建。

  教育部港澳台办邵氏基金项目的一位主管证实,邵氏基金会向内地教育捐赠,多年来一直配合国家政策的调整。

  从1989年当时的青岛海洋大学接到第一笔邵氏基金捐款开始,山东省20多年来已接收捐款超过亿元港币。而邵逸夫在全国教育事业上的捐款累计超过47亿元港币。

  2013年,在国家“4%”的教育投入完成以后,浙江大学获500万兴建邵逸夫医疗与医学研究中心,成为基金会设立以来资助金额最大的单笔基金项目。不知道是否与逸夫先生晚年关注起百姓健康有关,国家教育部港澳台事务办公室常务副主任赵灵山表示,2013年起基金捐助项目逐渐转向高等院校医学发展。

  “钓”动教育配套资金

  因为林木遮挡,济南市历城二中新落成不久的五层教学楼上,“逸夫教学楼”几个字并不显眼。这笔约100多万港币的捐赠,帮助这个学校1700名师生告别了使用多年的D级危房。

  “虽然国家不再缺这笔钱,但是师生们还是得益于逸夫先生,才搬上新楼。”历城二中总务处副主任李福龙深情地说。

  时间倒退29年,时任山师附中副校长的朱立新说,当时国家各个层面都缺钱,邵逸夫的捐赠“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

  21年前,1000万港币的捐助资金分摊到了山东17个中小学项目,山师附中作为重点高中,获得了一笔珍贵的建设资金。“1985年到1995年,基础设施非常差,很多校舍叫做‘黑屋子、土台子’,就是茅草房,甚至是破庙,桌子椅子都是用泥巴垒起来的。”朱立新说。即使是省重点高中,山师附中师生仍是在三层危房教学楼中教学。

  海大原校长施正铿也印证说,他担任校长的11个年头中,教育部给每个学生的投入仅从1700元增加到了2000多元,“教学经费的全部投入少得可怜,如果一个地方要增加教育投入,那就等于从其他领域的建设中抢钱。”

  在上世纪90年代,国家的教育投入达不到GDP的4%,最多只有2%、3%。施正铿回忆,更让人无奈的是,相对于投入公益事业,一些地方政府更热衷于修路搞招商。

  “建学校的钱经常被挪用,学校想要立项建设一个项目,批下来太难了。”杨光宇说。那时,谁能得到邵逸夫的捐款,不仅是一种荣誉的象征,同时还意味着拿到建设立项批文,以及财政相应的配套资金。

  邵氏基金要求,每笔捐赠,地方政府还要进行1:1,乃至1:2的配套建设投入,“就好比说,邵逸夫捐一块钱,你地方政府也要出1块多钱,实际是用一笔钱鞭策了地方财政更大投入。”施正铿打比方说。

  杨光宇透露,在实际建设中,邵氏基金与地方财政的投入比例有时达到1:4或者1:5,“有些教学楼投入400万元,而真正的建设经费达到2000万元以上。”20多年来,仅为邵氏基金配套的地方资金也达到150亿元以上。

  直到2000年,我国沿海七省才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文盲,这其中也有邵逸夫的功劳。对此,杨光宇打了一个比方:“有邵氏基金这笔钱做‘钩’,让我们在当时财政比较紧张的情况下,提前把这个钱放在了教育上,现在看来是早发挥了公益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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