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检：一审适用法律错误 于欢行为属于防卫过当

­　　昨天，备受关注的于欢故意伤害上诉案在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　　今天上午，最高检通报称，聊城检察院的起诉书和聊城中院的一审判决书认定事实、情节不全面，对于案件起因、双方矛盾激化过程和讨债人员的具体侵害行为，一审认定有遗漏；于欢的行为具有防卫性质，起诉书和一审判决书对此均未予认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

­　　检方：一审未认定防卫适用法律错误

­　　2016年4月14日，山东源大工贸负责人苏银霞及其子于欢，被11名催债人限制人身自由并受到侮辱。于欢刺伤4人，其中1人死亡。于欢一审被以故意伤害罪判处无期徒刑。宣判后，被告人于欢、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杜洪章、许喜灵、李新新等人不服，提出上诉。

­　　昨天庭审现场，控辩双方争论的焦点主要围绕于欢的行为是否构成正当防卫展开。其中，辩护人一方认为于欢的行为是正当防卫，没有超出必要限制；检方认为一审适用法律错误，于欢的行为属于防卫过当。

­　　昨天的庭审中，于欢的辩护人称，检察院指控于欢构成故意伤害罪证据不足。于欢实施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明显未超过必要限度，于欢虽持有刀具，但面对11人，仍不占优势；民警处警不力、处置不力导致公力救济无效，且这个因素间接助长了讨债者的嚣张气焰。

­　　辩护人指出，于欢持刀后对讨债者进行过警告，捅伤人后，在讨债者逃离时没进一步追捅，说明他持刀的意图是驱散讨债人，不让其母遭受人身危险甚至生命危险。于欢一家只需要偿还150多万的本金和利息，可实际苏银霞已偿还185万，外加一套房子，在这种情况下，吴学占组织讨债者采取暴力、威胁等方式迫使苏银霞再行还债，已构成抢劫罪。

­　　检察官表示，此案由违法逼债引发，是一起具有防卫性质的伤害案件，一审公诉、判决认定事实不全面，适用法律确有错误。

­　　最高检：于欢行为属于防卫过当

­　　最高检调查认为，聊城检察院的起诉书和聊城中院的一审判决书认定事实、情节不全面，对于案件起因、双方矛盾激化过程和讨债人员的具体侵害行为，一审认定有遗漏；于欢的行为具有防卫性质，起诉书和一审判决书对此均未予认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

­　　根据我国刑法第20条第2款“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的规定，应当通过第二审程序依法予以纠正。

­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诉厅负责人表示，从防卫结果看，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不能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这是正当防卫的适度性条件，也是区分防卫适当与防卫过当的重要标准。衡量必要限度时必须结合不法侵害的行为性质、行为强度和可能造成的危害后果等进行综合考量，既不能简单以结果论，也不能一出现死伤结果就认定是防卫过当。

­　　本案中，于欢的行为具有防卫的性质，采取的反制行为明显超出必要限度且造成了伤亡后果，应当认定为防卫过当。

­　　本案中,虽然于欢母子的人身自由权遭受限制乃至剥夺、人格尊严权遭受言行侮辱侵犯、身体健康权遭受轻微暴力侵犯，但直至民警出警后均未遭遇任何针对生命权严重不法侵害，因而不具有实施特殊防卫的前提。其所采取的防卫行为是否正当，不得适用特殊防卫阻却刑事责任的法定评判标准。

­　　本案中，杜志浩等人的目的就是把钱要回，手段相对克制，没有暴力殴打于欢母子的意思和行为。讨债一方(李忠)对杜志浩脱裤暴露下体的行为给予了制止，当于欢捅刺杜志浩、程学贺后，严建军、郭彦刚、么传行等人围站在于欢身边，也没有明显的暴力攻击。可见防卫行为与不法侵害相比明显不相适应。

­　　于欢为制止不法侵害，使用致命性工具刺向加害人，造成一死、两重伤、一轻伤的后果，其行为结果明显属于“重大损害”。从不法侵害行为看，虽然加害人人数众多但未使用工具，未进行严重暴力攻击，于欢身上伤情甚至未达到轻微伤程度。

­　　从防卫紧迫性看，出警民警已到场，虽然离开接待室，但仍在源大公司院内寻找报警人、了解情况，从接待室可以清晰看到门前警车及警灯闪烁。从防卫行为保护的法益与造成结果体现的法益衡量看,要保护的是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造成结果体现的法益是生命健康，两者相比不相适应。

­　　于欢使用的是长26厘米的单刃刀，致伤部位为杜志浩身体的要害部位(肝脏)，捅刺强度深达15厘米，造成1死2重伤1轻伤的严重后果，其防卫行为“明显超过必要限度”。

­　　民警处警不规范不构成犯罪 已作党政纪处分

­　　检察机关调查认为，案发当晚，民警朱秀明等人在处警过程中存在对案发中心现场未能有效控制、对现场双方人员未能分开隔离等处警不够规范的问题。

­　　根据调查认定的事实和证据,处警民警的行为不构成玩忽职守罪，山东省检察机关依法决定对朱秀明等人不予刑事立案。

­　　聊城市冠县纪委、监察局已对相关处警民警作出了党政纪处分。（记者 李洪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