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性教育读本惹怒骂 恐吓式性教育“恐吓”了谁

恐吓式性教育“恐吓”了谁

　　在韩雪梅谋求进入校园的过程中，同心实验学校校长沈金花痛快答应了。这个校长看到，自己学校有学生六年级毕业就去和男人发生性关系，流动儿童被性侵的事也不少。

　　可韩雪梅给其他打工子弟学校发去的联系，很多都石沉大海。

　　也有校长答应开展性教育，只是要求韩雪梅多带点剖腹产、堕胎的图片来，“越血腥、越吓人越好”。对于这些要求，她都婉拒了。因为流动儿童子女本来就难以融入当地社会，再用“恐吓”的方法去教育，恐怕引起心理障碍。

　　不幸的是，在彭晓辉眼中，大部分中小学对待性教育恰好就这两种态度：一种是根本不当回事，胡乱应付，让校医、体育老师或者生物老师每学期上节“生理保健课”，甚至发本生理知识课本了事；要不就是狠抓“恐吓式”教育，孩子别犯事是关键。

　　对于后一种态度，这位研究了25年性教育的专家坚决反对，本身不科学不说，更可能给孩子带来心理创伤。在他的大学课堂上，有女生小时候与同龄儿童互相抚摸，到中学接受了“贞洁教育”，便觉得自己不再“纯洁”，自卑到成年，一直有心理包袱。

　　事实上，2008年，教育部印发了《中小学健康教育指导纲要》，明确了从小学到高中应该掌握的“生长发育与青春期保健知识”；2012年实施的《小学教师专业标准(试行)》，提到小学教师要掌握对学生进行青春期和性健康教育的知识和方法；国务院发布的《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2020年)》则明确指出，要将性与健康生殖教育纳入义务教育课程体系。

　　真正的问题在于，这些文件没有任何具体实施方法，更没有违背后的惩罚措施，全都是原则性规定。开展性教育实际上成了各学校校长决定的事项。

　　“《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和《未成年人保护法》还规定了开展性教育的相关内容，严格来说，不开展性教育的校长还违法呢。”彭晓辉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校长们不一定担忧理论上的违法，却在乎现实的压力。

　　性教育课程不进入学校考评，不涉及升学压力；反倒是开展了，“哪怕99个家长说好，1个家长投诉，校长就可能要倒霉”。

　　最近，韩雪梅一度在公共平台上答疑，回应网友对《珍爱生命》的疑虑。可迎来的却是一些网友毫无理性的破口大骂。“唯恐学校不乱，给六七岁孩子教性知识，五年级还不乱套？”“混蛋！教孩子在小学就失身，中学就没处女了！教育败类！”

　　韩雪梅的好友曾被人骂作“干性教育不得好死”。彭晓辉在公开场合被人辱骂、殴打，甚至泼粪。

　　一个尴尬的问题是，决策部门的暧昧态度和反对者们的疑虑构成了恶性循环。

　　在同心实验学校，性教育课程就曾被一名学生家长叫停。

　　这位父亲找到学校，“公立学校不开这门课，也没这门课。咋就你们来做呢？”

　　想破除这种局面，彭晓辉觉得，最好的办法还是决策部门站出来，以行政决策引领社会的风气，“不能被少数保守的人牵着鼻子走”。

　　在一些发达地区，政府已然迈步。陶林担任深圳市计生协会副会长期间，促成了深圳卫计部门、教育部门以及学校三方合作开展性教育的体系。此番合作下，开展学生家长共七八百人齐聚一堂的性知识讲座相当普遍，鲜有家长提出异议。

越来越多的人参与这场艰难又有希望的实验

　　希希学园缺钱缺人，专职工作人员只有3名女性，筹得的经费也只能勉强支持14所打工子弟学校开展性教育。

　　同心实验学校刚开讲《珍爱生命》时，所有班主任都亲自授课。两个学期后，坚持下来的只有卢新晨一人，其他班级只能培训志愿教师入校上课。

　　韩雪梅完全理解这些老师。他们在打工子弟学校教书，收入低、压力大。再加上一门带不来任何收入的课程，很多老师不堪重负。

　　在给孩子们讲授月经时，卢新晨提到，这期间不要再进行剧烈运动，否则会引起血崩。

　　“老师，什么是血崩？”稚嫩的女声紧跟着响起。

　　“出很多血，是一种危险的情况。”

　　议论声在班里瞬间炸开，卢老师随即转换了话题。但几分钟后，女孩子还是念念不忘地再次举手，“老师，失血过多怎么办啊？”虽然卢老师解释称这种情况很少见，发生了就去看医生，可提问的女孩依旧眉头紧锁。卢新晨一时没意识到，这一章节讲到“月经期间过度运动会引起不适”即可，不应该引入让孩子害怕的“血崩”概念。

　　教师培训、听课督导和教学经验交流都能给予老师支持。韩雪梅坚信，如果有更充足的经费人力，各个环节更加完善，教学效果会更好。

　　给打工子弟教授性教育，困难也的确倍增：他们的父母无暇照顾孩子，性教育知识更是少得可怜。

　　卢新晨班级的一位男生抱怨，如今爸爸回家就玩手机，妈妈不识字，“没人教这些事”；另一位女生则嘀咕，自己已经来过月经，但只是“应付过去了”，妈妈并没有教她处理的方法。直到当天上了课，她才明白。

　　韩雪梅曾在一年级的课上发现一名坐在教室后排的男生默默自慰。调查之后才发现，因为条件限制，孩子和父母租住在一间屋子里，孩子还没睡着，父母就发生性行为，没有遮掩。韩雪梅相信，在流动家庭，这绝非个例。

　　两年前刚开课时，五年级一班的这群孩子大多觉得“很恶心”，有的甚至捂住眼睛，堵住耳朵。

　　即使具体实践方法不同，大多性教育工作者都将保证孩子一生安全快乐，不被性问题困扰作为奋斗目标。胡萍回忆，自己上完课后，有小女孩找到她说，自己家经常和另外一位叔叔出去郊游，这位叔叔会趁父母不在抚摸自己。直到今天，她才知道自己被侵犯了。

　　“那你打算怎么办？”

　　女孩想了半天，告诉胡萍，“以后郊游，我会一直在妈妈身边，拒绝那位叔叔！”

　　胡萍说，看到一个女孩真的成长了，“这是最高兴的时刻。”

　　韩雪梅也相信，帮助希希学园做性教育的人完全是被爱和责任感驱使。有的打工子弟学校没有经费，依旧成立了性教育教研组，任课老师们能为“讲预防传染病要不要给孩子们展示避孕套”争执上大半天；有的志愿者下班后，饭都不吃就赶来上课，还要趁课间休息时间掏出手机，参与公司的电话会议。

　　持久的努力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参与到这场艰难却充满希望的实验中来。

　　几天前，韩雪梅的邮箱里收到一位女大学生发来的志愿者申请邮件。

　　她想都没想，就回复道，“这个周末，我们上课选用的教材正面临质疑，收到你的邮件，觉得充满力量。”

　　几分钟之后，女生为这事发了条朋友圈。只看一眼，韩雪梅的眼泪就止不住地滚了下来。

　　那上面写着：为众人抱火者，不可使其冻毙于风雪。为自由开路者，不可使其困顿于荆棘。(记者 程盟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