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有光去世（简历/资料）周有光先生追思会望京举行

　　“好孩子放心吧，我写完就来”

　　关于老人最后的日子，从周有光先生外甥女毛晓园嘴里听到的，与坊间已有的传说都不一样：

　　“12月肺部有点感染，住进协和后控制得很好，白血球很快下降后舅舅精神比较好，跟身边他的两个小保姆说，那两个小保姆跟着他最长的都20年了，跟亲人一样，他说‘我们三个偷偷一起回家吧’。大夫没有同意他回家，他那几天就跟她们讲故事，讲他的兄弟姐妹，讲他的老家，他讲了差不多有两天两夜。讲累了就开始睡觉，出院前两天就开始睡，出院到最后也基本一直在睡觉。他就是这样睡着睡着就走了，离开我们。舅舅一生是从来不麻烦别人的人，他对任何人都非常平等谦虚，非常慈爱，临走也是不麻烦任何人。”

　　本来，要来参会的是毛晓园的表姐屠乐琴，“舅舅三姐的大女儿，在南京，86岁了，最后因为身体的原因没有来成。”毛晓园帮表姐念了她的一封亲笔信：

　　“上月初周老因白血球过高住院，我打电话问候。他接电话听出是我就说‘乐琴，快来，帮我出院吧，医生说指标已经正常了。你来我家住下，我很想跟你在家聊聊’。我的弟弟妹妹们听了都非常地羡慕，都说‘舅舅最爱大姐’，我说‘他也爱你们，他有大爱’。

　　小时候我们和舅舅常常在一起。抗战那年舅舅带着拖着四个孩子的我妈妈一家逃难到四川。舅舅那时候在重庆农本局工作，他的担子很重。一天日本人的轰炸机来了，紧急警报响起来，舅舅赶紧把我们领到防空洞，可是他自己还留在办公室继续工作。我跟他说‘飞机马上来了，舅舅跟我们一块儿马上进洞吧’，他说‘好孩子放心吧，我写完就来’。看到舅舅那么不顾自己的生死，我心里非常地担心，又很敬佩，觉得我自己长大以后是有责任要保护他的。”

　　可是到她长大，那么多年过去，仍然是舅舅带给她们无限的知识和快乐，甚至是在他110岁失去唯一的儿子的那一刻：“2015年，舅舅刚过110岁生日十来天，传来他唯一的儿子周晓平去世的噩耗，我差点被击倒。我赶到北京，亲人们焦急万分。都知道110岁的舅舅和他80岁的儿子是无话不说、亲如兄弟的一对父子，这个儿子也是老父唯一的依靠。”

　　当时，她们没敢把周晓平去世的消息马上告诉舅舅，“舅舅就一直让小保姆打电话，要找晓平。大家用各种办法来拖延，我们真是愁肠百结，不知道怎么告诉舅舅才能让他承受这样的痛苦。”

　　“没想到我住在舅舅家的那天晚上10点多，舅舅让保姆推着他的轮椅到我的床前把我叫醒，他说：‘你为什么要来北京？我们俩来对对牌。’110岁的老人在我的惊惶中讲了对儿子的爱、讲了儿子的病，分析了儿子的一生和他的家庭，最后他说：‘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愁也没有用，这样的事谁都会碰到，所以我要把‘从世界看中国’印出来，让大家心胸敞开，不要狭隘。我心态好，你们不要担心我。’”

　　那次对话持续了一个小时，完了舅舅对她说“对不起呀乐琴，把你叫醒了，你赶快睡觉吧。”她记得舅舅还让小保姆给她加被子，怕她着凉。“这就是我的舅舅，在如此的痛苦面前，虽然谁也没有点破真相，但是都心如明镜。110岁的老人强忍下自己的痛苦，反过来安慰下一辈，我无言以对。”屠乐琴强忍到此时，声音才哽咽起来。

　　“我的舅舅有海一般宽广的胸怀，愿上苍保佑，愿上帝眷顾他，愿他的思想能够给国人以启迪。”这是老人晚辈们的期许。

　　“我辞这‘之父’，我只能是儿子,中国人民的儿子”

　　94岁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原总编辑、诗人屠岸，周有光先生的表弟，是昨日追思会上发言的嘉宾中最年长者。周姓和屠姓是常州当地有深厚文化底蕴的两大望族，经常来往，联系密切，老人自言“从有光大哥身上得到非常多的文化教益”，其中印象最深的有两件：一是对死亡的看法，二是周有光坚辞所谓“汉语拼音之父”之名。

　　年轻时曾有人断言周有光、张允和伉俪都活不过35岁，最终张允和2002年以93岁之龄辞世，那年周有光先生96岁。

　　“允和大姐过世以后，有光大哥本来是非常悲伤的，但是很快他就平静下来。他曾经跟我说过这样一句话，‘西方有一位哲学家说过，人的死亡是为后来者腾出生存空间，这样人类就可以生生不息，一代一代地传下去’。从这样一个观点来看待死亡对我来讲很新鲜，但又是非常印象深刻。对于死亡要有一个真理性的认识——人总是要死的，生老病死谁能避开这个规律？要认识这个规律。”这话从94岁的屠岸老人口中听来，尤其令人起敬。

　　屠老先生的另一亲耳有闻则与所谓的“汉语拼音之父”有关。“有光大哥参与确定的汉语拼音方案，现在已经被国际标准化组织接受全世界通行”，所以有人称他为“汉语拼音之父”，而周有光自己却恰是最反对这一称号之人，屠岸常听他说：“我辞这‘之父’，我怎么能创造出一个儿子叫‘汉语拼音’呢？汉语拼音是一代一代人的研究成果，我只是总结归纳起来了。所以，不能是‘之父’，而是儿子，是中国人民的儿子。”

　　屠岸先生告诉大家，周有光还是常州吟诵调的代表性传人。“常州吟诵是一种吟诵的调调，从明清时代一直流传到民国，当年国务院有关单位将常州吟诵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它的代表性传人一个是赵元任，一个是周有光，还有一个是在下。”老人还现场为大家吟诵了一首杜甫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古老的乡音、传世的古调，让追思会现场有了别样的质感。

　　追思会上另一个常州人是资深媒体人周志兴，“最近回常州比较多，每次回常州，在每个饭桌上总是会或多或少提起周有光先生，这是我们家乡的骄傲。”

　　他说：“今天这个会让我想起前不久我们搞一个活动，吴健民先生跟我们一起主持一本书的编纂，在发布会的时候请吴健民参加，结果前一天他去世了，我们把这个发布会变成了追思会。今天也是这样，就在前一天周老仙逝，我们把这次贺寿会变成了追思会。112岁高龄，按照中国人的习惯好像用不着那么悲伤，我们不如用这个机会更好地总结一下周老的真知灼见。”

　　95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何方对周老的敬意，则是由其妻宋以敏老人带到的：“今天本来何方要来，他一直想来，说待一下说几句就走。为这个我们早上6点多就使劲设法叫他起来，实在他身体不行，无论如何来不了。”

　　“何方是周老的仰慕者，他跟周老的接近主要在全球化问题上。‘不要从中国看世界，而是从世界看中国’，张森根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拉美研究所研究员）把周老全球化的世界观总结成这‘十五字诀’，对周老的学识总结概括方面做了重要贡献，何方听到之后就一定想去拜访周老，后来在张森根先生的介绍之下他们有了交往。”

　　“不要从中国看世界，而是从世界看中国”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雷颐印象中，最震撼的也是大家频频提及的周有光先生“十五字诀”。“我记得是在某个春节团拜会上，他去了，都106岁了，坐在轮椅上。他提出来‘要从世界看中国，而不是从中国看世界’，他抓住了全球化时代的核心要点。你看他的书都没有很长的，都是那种短短的、纲领性的，总是一下子纲举目张就把一个事情说得很明白，因为他的语词特别明白如水。他的逻辑性特别强，这种逻辑可能也跟他搞计算机有关系。”

　　雷颐回忆与周有光先生的30年交往：“我1987年认识的周先生，当时我不知道他已经80多岁了，看他的皮肤、面色、身体，还骑那种铁皮车厢的小三轮车，完全不像一般80多岁的人。

　　“大家好像都对他汉语拼音方面的贡献说得很多，但我最早认识他的时候，他是在国家语委弄计算机人工语言，这方面他是比较早的开拓者，做了很多贡献，但没有人提到过。1987年我第一次看到在计算机上能敲出汉字，就是周先生让我看到的，他发明了这个系统还是怎么样，我搞不清楚，他在这方面的贡献，我觉得应该有专业人士说一下。”

　　雷颐先生似乎对周老先生之所以长寿别有心得：“他最好的养生就是他心态总是特别好，很明白、很理智、很理性，能够保护好自己。因为我住在干面胡同，他住在后拐棒胡同，很近。他住在那很小的院子里，他的书在箱子里面挤着、摞着，他写东西要查一个资料，要去搬很多箱子，才能找到一本书，他就觉得‘我从来没有锻炼过，这就是我的锻炼，那就是让我休息一会儿，让我锻炼锻炼身体’。”

　　他记得周先生那个小房间，“在大杂院进门的地方，谁从那儿过他都听得见，他说‘这是提醒我，相当于我有一个电铃了’。他的心态总是这样，我觉得这是他能够坚韧不拔，经过一系列各种人生境遇，依然能长寿并且还始终做出成就的原因。原来我只知道他学语言学，后来才知道他最早是学现代西方经济的，在各种经济杂志上发表文章，还都是英文的。但是到1949年之后，当时完全按照苏联的，所有学西方经济学的人都要转行。一转转到文字领域又做出很多成就，从汉语拼音发展到计算机，计算机在我心目中完全是个理科的。我觉得这方面他的人生态度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感慨着“元月还没过完，刚刚十几号就有两位老人去世”，“前几天刚接到中科院李佩女士去世的消息，她是1918年生人，99岁。她长期有一个沙龙，一些顶级科学家、退休的老先生参加，我还参加过。我本来想写一篇小小的文章——《沙龙女主人走了，沙龙还在吗？》刚才问到谈庆明先生（中国科学院力学所资深研究员，周有光之子周晓平高中同学），他说他们最后决定沙龙还要办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