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节5孩子垃圾桶烧死后 父母问政府:喊我回来，你们给我多少钱

停不下来的脚步

　　卢佳雁也有许多心里话，好久都没有跟人诉说了。爸爸出走没多久，妈妈也离开了家。在大部分时候，卢佳雁都和外婆一起住在山上的老房子里。

　　赵兵伟的出走，只是这个家庭开始失衡的第一步。没有了爸爸不仅意味着卢佳雁的童年生活缺少了支撑，更意味着这个家的经济少了一根重要的支柱。她妈妈不得不出去打工。

　　卢佳雁和父母的分离只是全国情况的缩影。1984年，国务院《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放开了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闸口，从那时起，反映城乡收入差距的城乡居民收入比就一路扩大。到2015年，中国农村外出民工数量已超过1.6亿人。

　　在叶敬忠看来，孩子的父母外出打工，“是经济力量的一种无声强制”。原本存在于农村的乡土社会正在受到商品化的冲击，“什么东西都要拿钱买，而且很多价格越来越高，使得农民必须有很多现金才能支撑生活。”

　　卢佳雁所在的毕节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是国务院确定的连片特困地区县、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据县政府干部介绍，这里的许多年轻父母婚后回乡，孩子足岁后又匆匆踏上打工之路。

　　如今，一些改变正在发生。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从2010年开始，农村居民收入增速开始超过城市，2014年我国城镇和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差距首次降至3倍以下，2015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422元。

　　从2011年开始，农民工总量持续回落。但是，目前，这些隐藏在数据里的变化，还不足以改变持续了30多年的人口流动大潮。卢佳雁的妈妈也被裹挟其中。

　　在任何城市，任何时间，妈妈都想着卢佳雁。但母女俩的实际交流并不算频繁。每隔一段时间，她会和女儿通电话。间隔有时一个月，有时是两三个月。

　　叶敬忠曾在河北、宁夏等地对留守孩子进行访谈。他发现，受访的孩子中88.2％只能通过打电话和父母联系，其中超过一半通话时间在3分钟以内，超过六成的联系频率在一周或者更长时间以上。

　　调查还显示，有24.2％的留守儿童与照顾他们的成人很少或从不聊天。

　　“近40年来，以经济快速发展为标志，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作为最弱小社会群体的儿童，一方面是物质生活水平、受教育的状况不断优化；另一方面则是社会生存环境，包括家庭环境持续相对恶化。”陆士桢说。

　　在邵阳县黄荆乡，有媒体探访时发现一名小学生在作文里写道“妈妈，自从你离开，我的心里就打了一个结、留了一道痕；我心中的结只有你才打得开，我心中的痕只有你才抚得平。”贵州毕节4兄妹农药中毒死亡后，人们在田坎乡小学的留守儿童档案里，发现兄长张启刚的“需要关爱内容”一栏明明白白地写着“情感关爱”。

　　“要是我能好好开导他们，应该是不会出这种事情，现在我想，我对不起他们，我好想和他们一起走了算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做才好，我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事发后，4兄妹母亲曾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说。

无法承担的重负

　　7年时间里，卢佳雁已经习惯了缺失父母的日子，生活中的许多空白都是靠学校陈老师填充。

　　在教室之外，卢佳雁每月至少会见到一次陈老师。为了填补留守儿童生活中的空缺，黑石头镇要求对每名留守儿童确立1名镇机关干部、1名教师和1名村干部进行帮扶和联系，要进行“一月一走访一辅导”。

　　在全国范围内，把这个担子挑上肩头的并不只有黑石头镇。继《国务院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今年2月发布之后，截至10月底，已有26个省份出台实施意见，这些意见大多要求乡镇政府、村（居）委会发挥作用。

　　而在此之前，2013年，教育部、全国妇联、中央综治办、共青团中央和中国关工委5部门就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强义务教育阶段农村留守儿童关爱和教育工作的意见》，意见包括科学规划建设农村寄宿制学校，全面建立留守儿童档案等等。

　　在黑石头镇，卢佳雁盼望着陈老师每月一次的家访。每到家访的日子，她不断地跑出屋门查看。但在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张旭东看来，这意味着更多棘手的问题。她发现很多留守儿童有“恋师”的现象，可许多老师很快就调走了。“年轻的老师在乡村里看不到前途，而且留守儿童给了老师额外的工作，但是待遇没有提高。”

　　“有时候我都在想我们的本职工作，究竟是教书，还是照顾留守儿童？” 毕节市一名小学教师张平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表示。山里各户相距遥远，他有时候整个周末都在山道上度过。他正带着毕业班，教学任务繁重，能牺牲的只有私人生活。

　　即使教师已经在极尽全力，“学校的教育力量有限，如果没有家长的配合，很难做好。”有老师告诉张旭东，好多留守儿童“跟老师说家里有事，跟家里说老师有要求”，实际却不去上学也不回家，在外游荡。

　　为了让父母回归家庭，老师会向不知身在何方的父母确认身份信息和打工所在地，规劝他们“孩子需要你们”。

　　但是很多时候，教师发出详细又客套的信息后，相隔很久，才能得到父母的回复。通常是“是的，我在某某地，过年回家”，或者更匆忙的版本“我在工地”。

　　需要家长回来解救的，远不只是学校的老师。

　　卢佳雁所处的毕节市，早在2012年5个孩子惨死垃圾箱的新闻发生后，每年就拿出约6000万元经费，设立留守儿童专项救助基金，采取一对一帮扶措施。作为留守儿童大省，贵州也在2014年4月由省教育厅和省妇联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留守儿童之家建设及留守儿童管理的通知》，提出在全省农村寄宿制学校建立800个标准化农村留守儿童之家。

　　以毕节市素朴镇为例。根据媒体报道，镇上总共有1620名留守儿童，108名镇干部和84名村干部，平均下来每人要负责11名留守儿童。镇长在去一户留守儿童家家访的途中接到孩子的电话，不得不连连保证“爸爸今天一定回去，晚上晚点回去”。

　　“我们自己的孩子也成了留守儿童了。”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采访中，经常听到毕节市的政府工作人员这么自嘲。

但这仍无法阻止留守儿童的极端事件连续发生。“一些父母极不负责任，听说政府给钱养孩子，直接把孩子往这儿一领，说出了事儿你们负责。”一位地方政府工作人员愤愤地说。这位工作人员还见过许多父母，只负责每个月寄钱回家，“你说，不回家关心孩子，算不算履行了父母义务呢？”

有媒体报道，毕节市黔西县一名乡镇党委书记曾接到村民电话称“我要出去打工了，你们把我娃娃看好”。村干部在劝返留守儿童父母回家时，也有家长说，“你们喊我回来，给我多少钱？”

　　“父母的监管功能是无法替代的。”张旭东对记者表示，“意外伤害这种情况，如果父母在，得到更及时的处理。”而孩子成长过程中“规则意识的培养”，也需要父母的陪伴。全国妇联研究报告显示，留守儿童犯罪率一度占未成年人犯罪的70％，且有逐年上升趋势。

　　中国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会在全国的抽样调查发现，仅36.3％的未成年犯在入监前能和亲生父母长期生活，35％的未成年犯认为人生最大幸福是有温暖的家庭。

　　2013年，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助理教授张丹丹进入南方沿海某市一所男子监狱调研，发现仅在这所监狱中，不少服刑人员都有留守儿童背景。“他们共同点是情感缺失明显，特别爱冒险，又缺乏从父母那里得到价值观塑造的机会。”

　　“很多地方把父母外出的孩子单独养了起来，政府做多了家长就会退却。政府应该提供条件，提供帮扶措施，保障家长依法履职。”民政部社会事务司未成年人（留守儿童）保护处主任科员林依帆说，“政府难以承担和应对所有的问题，特别是留守儿童这种工作对象是专业化多元化，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

　　在黑石头镇，起诉卢佳雁的父亲，也是“没办法的办法”。针对父母多年外出打工，孩子长期缺乏家庭温情的留守儿童，毕节市采取了劝返其家长回乡创业就业的措施。禄登敏也曾是被劝返对象之一。她“想回来却没法回来”——生计怎么办？

　　接近2015年春节，黑石头镇领导班子开会，有人又提起了卢佳雁母女俩——她们一直是重点关注对象。

　　“能不能把这个父亲找回来？不能只生不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