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敬龙射杀村支书案核准死刑 多名教授吁“刀下留人”

判处死刑

　　2015年11月24日，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贾敬龙案作出一审判决，认为“贾敬龙虽事先编辑短信称作案后要投案自首，但并未向他人发送，其作案后也未拨打“110”报警电话，其驾车离开现场时被群众撞伤后抓获，证实其行为属正在投案途中被抓获的证据不足，故对该辩解和辩护观点，法院不予采纳。”

　　法院同时认定何建华对贾家住宅强拆的证据不足，否定了“不具有对社会公众危害性”的辩护观点。最终石家庄中院判决贾敬龙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贾敬龙不服判决提出上诉。代理律师李玉克与赵晓亮认为，《拆迁协议》是在强行、强制之下违背自愿原则的无效协议，贾敬龙在自己的财产受到暴力侵犯寻求救济未果、权利救济缺位下引发本案；同时贾敬龙在作案前编写自首短信、作案后也有与前女友通话表示自首意愿，应认定为自首；对被拆迁者杀人案从宽处罚。不过2016年5月17日，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未采纳任何辩护意见，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河北省高院判决书首页

　　贾敬龙案的二审引起了张耀杰的关注，他特意旁听了河北省高院的整个庭审过程。

　　“那时信息基本上是封锁的，鲜有媒体报道。”庭审过后张耀杰开始在自己的微信公众号发布案情的相关情况。

　　为了弄清北高营村的情况，张耀杰还多次实地考察过。他坚持认为，在这一恶性案件的因果链条中，初始施害者并非贾敬龙，而是被贾敬龙用射钉枪当场射杀的何建华。

　　张耀杰在文章中披露了贾同庆提供的一份关于何建华欺压贾家的信访材料：2009年初北高营村委制定的城中村拆迁标准毫无依据，村民如有不从，对村民实施“三停制裁”：“停水、停电、停发村民应享受的一切福利保障”，甚至还有朝村民院里扔礼花弹、打砸玻璃等。贾敬媛也表示，在父亲贾同庆签字前，其母亲和奶奶的养老金都被村里扣下，至今未补发。2014年两亩多地至今被圈占，无法耕种，占地款也一直被村委会拖欠着。一份盖有北高营村村委会公章的通知里，也载明了对不支持村委会工作村民的惩罚：“不再享受村民的各种福利待遇，包括社保、养老保险、分房、分款等一切福利待遇。”

　　贾敬龙案二审开庭的消息公开上网后，刘红博士立即与张耀杰取得了联系。“因为我是研究司法公正的，一直关注现实正在发生的案件，想从实证研究的角度看当下司法是否运作公正。我向张耀杰先生要来一审判决书，并写了一篇小的评论文章。”

　　刘红博士对上述判决书做的评价是：法院把一个复杂的刑事案简单化评议和判决了。她指出：

　　首先，贾敬龙有自首的意愿和行为，法院应认定自首成立。贾敬龙在案发前预先编制短信内容，并预设要发给的人；案发后他离开现场的路线是朝长丰派出所（地图显示距离案发现场骑自行车仅六分钟）；之后被拦截停车徒步依然是朝派出所方向走。如果看当时现场图可以发现中间有十字路口去别的地方，但他并未改变去派出所的方向。法院认证的证人证言显示他在被群众打成重伤的情况下都没有反抗，可见没有拒捕行为。证据第10和他的辩护人的辩护词显示，当时贾敬龙身上和车上除了手机、射钉枪外，没有一分钱或一张银行卡。所以法院以短信未发出和没打“110”，并不能说明贾敬龙改变了投案自首的意愿。贾敬龙在投案路上应该成立，归案后也坦白所有事实和意图。

　　其次，法院对住宅强拆的否定，没有看到它从行政法上予以解说。本案涉及犯罪产生的直接原因就是强拆。村民会议做的拆迁决定是否有法律效力？当拆迁遭到被拆迁者的异议后，村长是否能代民间保安去强制拆迁？是否应该提交法院来解决？

　　为了对案件发生背景有更深入地了解，刘红也与张耀杰一起到北高营村进行探访和社会调查。“我接触的当地出租车司机和村民都告诉我，何建华杀得太好了，贾敬龙为民除害，是英雄。”刘红称。她在调查中也多处印证了贾同庆信访内容的真实性。

　　“社会底层在遭遇不公正的对待后，在当下社会结构里很难寻求到救济途径。现在的法官对社会多元阶层不同的利益和价值诉求其实不是很了解，这使得案件在涉及不是单纯运用法条，需要自由裁量，如涉及对冲突成因、真实的价值诉求的合理性等做本质判断时，只会简单和机械地应用法条的法官，是很难在其行使审判权时，以个案的判决来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及公序良俗的。”刘红博士说，基于这样的认识，她开始关注贾敬龙案。

　　此后，刘红开始在网上披露更多涉及贾敬龙案的一些调研结果，希望引起更多人从法学、社会学角度和刑事司法的公平正义角度关注此案。刘红博士介绍，其实最高人民法院在1999年的一次审判工作会议上就有决定，即涉及邻里间民间纠纷的故意杀人案，被害人有过错的不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另一方面，在河北省高院维持死刑原判后，贾家也未放弃，他们委托魏汝久律师，继续为贾敬龙的死刑复核进行辩护。

　　然而让很多关心贾敬龙案的人措手不及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很快核准了贾敬龙的死刑。10月18日，裁定书送达了魏汝久的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