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岁女红军梁金玉：子女没有出腐化分子 是我最大欣慰

　　

　　10月11日，100岁的老红军梁金玉正在公园晒太阳。她1934年11月加入红四方面军，参加了长征。解放后，曾任江苏省丹阳县委书记，离休后定居苏州。新京报记者 彭子洋 摄

　　2016年11月11日，新京报创刊13周年。13年，是风华正茂的又一次启程。

　　这一年，新京报记录了千万张面孔。他们或是国情大政影响下的“二胎母亲”，凭借一己之力追凶17年的农妇；或是在湄公河行动后坚守边防的缉毒民警，在创新潮头改变世界的创业者，大山深处悬崖村的孩子们；或是大贤村受灾村民，电信诈骗后死亡的准大学生……

　　喧嚣、复杂的年代，更需要对世界抱有最初的信念和理想，爱与良知。

　　在新京报创刊13周年之际，我们推出“2016面孔”系列报道。回看这些新闻人物的无奈与疼痛，幸福与欢愉。他们脚下的土地和脸上的光，雕刻着时代的印记，意喻着前进的力量。

　　本期面孔：百岁女红军梁金玉

　　10月11日上午，苏州“可园”。

　　儿子张晓明正推着梁金玉晒太阳。她坐在轮椅上，裹着厚厚的衣服，大腿上盖着一块粉红色的毛巾被。金色的阳光洒在美轮美奂的园林里，梁金玉舒服得眯起了眼睛。

　　苏州的秋意渐浓，忽然一阵风吹过，梁金玉的身体轻微抖动了一下，她睁开眼侧了侧头，用四川口音对儿子说，“冷。”

　　这个季节的苏州并不冷，当时的气温是21度，从她身边经过的年轻游客，甚至不少还穿着短裙。

　　但梁金玉毕竟太老了，这个爬过雪山、走过草地的长征女战士，已经衰老得经不住一阵微风了。

　　园林里，梁金玉常常引起游人的惊叹：“老人家怕是有一百岁了吧！”，事实上，这个苏州市唯一健在的老红军，今年刚刚过完一百岁的生日。

　　除了脸上的皱纹，白发，伴随梁金玉的物件也明显可以看出岁月的痕迹。她日常出行的轮椅，扶手已经磨得发亮，一些金属结构上，油漆斑驳剥落，露出锈迹。

　　她并非没有改善物质条件的能力，作为新中国的缔造者，每一个健在的老红军都是共和国的珍宝。老红军的待遇逐年提高，到现在她每个月的收入有一万多元。

　　可她确实没啥钱。儿子张晓明说，母亲直到2009年，还没有存款。“都捐出去了，母亲一直对我们说，要把金钱当草纸一样，去看淡它。”

　　最近几年，梁金玉存着钱要在丈夫老家安徽六安建一个红色纪念馆。大别山区的六安是红军的发源地之一，梁金玉希望能为革命传统教育出一份力，让红色文化更好地传承下去。

　　毕竟这一生，红色是她血管里涌动奔流的色彩。

　　视频：百岁女红军梁金玉。新京报 “我们视频”出品。

　　为长征，12姐妹铁心追部队

　　如果不知道梁金玉的童年，外人很难理解她对红军的感情。

　　这半辈子，她一遍遍地在报告会上对年轻人讲自己小时候的故事。这些故事，是伤疤，是痛苦。在梁金玉看来，如果不把这些伤痛从血肉里剖出来给年轻人看，他们怎么会珍惜现在的生活呢？

　　1917年，梁金玉出生在四川省通江的一户贫穷农民家庭，12岁进入地主家做工。

　　“整天是手脚不停地干活，不但拿不到一分钱，还天天挨打受气，吃的是地主家吃剩的饭菜，穿的是补丁加补丁的破衣服。”梁金玉曾对儿子张晓明这样回忆。

　　她的脚上至今还有一个伤疤。地主的太太在毒打她的时候把她往后一推，她一脚踩在钉耙上，穿了个洞，血流不止，钻心的疼。在地主家，哭是被禁止的，她只能用土办法，自己偷偷地抹了香灰治疗。

　　红军改变了她的命运。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千里西征，转战到川陕边区，创建了仅次于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全国第二大苏区--川陕革命根据地。

　　不久，梁金玉所在的村里建立了苏维埃组织，她和村里的青年们一起打土豪、分田地。

　　1934年11月，梁金玉和哥哥梁金海一起参加了红军，之后随部队离开了四川。

　　1935年2月，梁金玉与另外11名女战士正式入编红四方面军运输队，她被任命为副班长，踏上长征之路。

　　梁金玉在回忆中提到，由于年龄小，和她同龄的11名女红军被劝留后方，不用参加长征，但是姐妹12个人坚决要跟随大部队一起走。长征开始时，“女子运输队”接到了指导员交付的一项任务：向后方运送通讯器材。等到她们完成任务才知道，这是部队要把她们留在后方的一个“策略”，这时候她们已经与大部队分开两天了。

　　“我们顾不上休息，昼夜兼程追赶部队。腿划伤了、衣服刮破了，都全然不顾。”

　　梁金玉说，最终，她们听到了军号声，终于赶上了队伍。

　　过草地，最后一次见哥哥

　　梁金玉总会回忆起长征。

　　当年翻阅党岭山的情景她一直历历在目。海拔5470米的党岭山是红军长征中翻越的海拔最高的大雪山，山上长年积雪不化，空气稀薄。

　　“一下雪男同志的胡须上都是冰，而女同志的头发上结成了冰线团，呼口气嘴巴都张不开。雪山上寸步难行，常常是跌倒了刚站起来又跌下，口渴了就抓把雪放进嘴里。”梁金玉记得，她的班上有一名女战士因为劳累过度，身体极度虚弱，没到山顶就倒下了，再也没有站起来。

　　翻过党顶山后，部队便开始面对环境更为恶劣的草地。沼泽地、深水潭，加上狂风、雨雪、冰雹，无情地吞噬着战士们的生命。“干粮吃完了就把皮带、皮鞋剪成小块在火上烤了吃，连野草、树叶、树皮都吃光了。”

　　她还会想起哥哥。而就在这片草地上，梁金玉碰到了哥哥，这是兄妹俩参加红军一年多来的首次见面，没想到也是最后一次见面。

　　“我看哥挎着驳壳枪，也是连级干部了，可是他腿受了伤，撑着一根棍子，艰难地走着。他是前卫战斗部队的，掉下来四五天的路程了。”梁金玉回忆，她当时想哥哥一定饿了，于是把自己的炒面给了哥哥。

　　她看到哥哥拿着碗把面和旁边沟里的水一和，就开始吃了。“我喊：‘哥哥快走’，我也不能多等他，不能掉队。”梁金玉边往前走边回头看哥哥，“他仍在那里吃炒面，甚至是舔最后的一点面……从那以后，我再也没见到我哥哥。”

　　梁金玉还有更多的战友与哥哥一样，永远留在了长征路上。长征结束时，她班上的12个女战士，只剩下了3人。

　　毛泽东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的讲话中，用数字说明了长征的惨烈：“土地革命战争曾经取得了很大的胜利，红军发展到三十万人，后来又遭到挫折，经过长征，这三十万人缩小到两万多人，到陕北以后补充了一点，还是不到三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