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5岁杨绛北京病逝他们仨，终于天国团聚

­　　二零零二年二月时的杨绛先生 摄影/张者

­　　媒体守候在杨绛先生所住小区大门前

­　　经新华社记者25日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确认，著名作家、翻译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杨季康（笔名杨绛）先生，以105岁高龄于2016年5月25日1时10分在北京逝世。

­　　杨绛出身名门，父亲杨荫杭为中国早期留法学习法律者，姑姑就是著名的、曾被鲁迅批判的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杨荫榆，先生是钱锺书，女儿是钱瑗。她1911年7月17日生于北京，祖籍江苏无锡，1932年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当年又考入清华大学研究生院，为外国语言文学研究生。1935年与钱锺书结婚后，杨绛随夫赴英国、法国留学，1938年回国。她曾先后就职于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清华大学任外语系教授，1949年调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　　杨绛通晓英语、法语、西班牙语，由她翻译的《堂吉诃德》是我国第一部自西班牙语原文翻译的中文本，译文忠实流畅，神形兼具，被公认为最优秀的翻译佳作，迄今已累计发行100多万册。1978年《堂吉诃德》中译本出版时，正好西班牙国王访问中国，邓小平把它作为礼物送给了西班牙国王。1986年杨绛因此荣获西班牙智慧国王阿方索十世十字勋章。她早年创作的剧本《称心如意》被搬上舞台长达60多年，直到2014年时还在公演。93岁时，为完成女儿钱瑗的心愿，她撰写了回忆一家三口数十年生活的《我们仨》，深情溢于笔端，感动了无数读者，多次再版达100多万册。96岁时出版哲理散文集《走到人生边上》，被评论家盛赞其文字“具有初生婴儿的纯真和美丽”。进入百岁高龄后，杨绛仍未封笔，102岁时出版250万字的《杨绛文集》八卷（后补充为9卷本《杨绛全集》于2014年出版），103岁时出版《洗澡》续集《洗澡之后》。去年7月，在她104岁生日之际，友人于祝寿过后对媒体透露“先生仍然思路清晰，精神矍铄”，家中保姆也说她一直都在坚持练字和写作。

­　　1997年，女儿钱瑗因癌症去世，仅一年后钱锺书也撒手而去。女儿和丈夫先后离开，杨绛就这样安然而坚定地留在位于北京三里河南沙沟的寓所，继续守候着已逝的至亲。多年来，和杨绛相伴的只有保姆吴女士，平日里基本都是闭门谢客，尤其是媒体的探访。能见到她的除了几位近亲，就只有外文所和出版社等单位与她相交已久的学生与老友，但即便是亲友见面，通常也只有十几分钟。过了百岁之后，每逢寿诞之日，杨绛都坚决谢绝人们上门为她祝寿，甚至还曾为了“避寿”而跑去住宾馆。

­　　在《我们仨》里，杨绛写道：“一九九七年早春，阿瑗去世。一九九八年岁末，锺书去世。我们三人就此失散了。就这么轻易地失散了。‘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现在，只剩下了我一人。”如今，这位聪慧又睿智的贤妻、良母、才女、大家，终于结束了近20年的孤独守候，“我们仨”得以再度于天国聚首……

­　　文/本报记者 崔巍

­　　壹

­　　甘心做“灶下婢”的钱夫人

­　　杨绛更广为人知的身份应该是“钱锺书的妻子”，曾被丈夫钱锺书赞为“最贤的妻，最才的女”，在附着于她名字上的所有漂亮标签中，想必她自己最看重的也是这个。两人的相识相爱很浪漫，据说是一见钟情，他们在一次朋友聚会的场合匆匆打了个照面，甚至连话都没说上一句，却都在心中留下了对方的身影。不久后钱锺书便写信给杨绛请求约会，碰面后他第一句话就是“我没有订婚”，杨绛随即回答“我也没有男朋友”。从此两人开始鸿雁往来，越写越勤直至一天一封信，渐渐深坠爱河。

­　　1935年，钱锺书与杨绛在无锡七尺场钱府举行了正式婚礼，婚后不久便结伴到英国牛津大学留学。3年留学生涯中，杨绛从高材生自甘做起了“灶下婢”。她放下自己的学业与追求，全心全意照顾丈夫的饮食起居，1937年女儿钱瑗出世后更是无暇他顾。每当遇到换灯泡、修马桶之类琐事，杨绛都是亲自下手，还劝慰丈夫说：“不要紧，有我呢！”以至于她的父亲杨荫杭都不免有所不满：“我花这么多心血培养的女儿就给你们钱家当不要工钱的老妈子。”钱锺书的母亲也由衷赞叹儿媳：“笔杆摇得，锅铲握得，在家什么粗活都干，真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入水能游，出水能跳，锺书痴人有痴福。”

­　　生活上的悉心照料之外，在文学事业上杨绛也一直是钱锺书的贤内助。1945年在上海居住时，杨绛有一次遭日军传唤，当时她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的安危，而是把钱锺书《谈艺录》的手稿藏好。后来钱锺书也写到过，他的短篇小说集《人·兽·鬼》能保存出版，是因为“此稿本曾由杨绛女士在兵火仓皇中录副，分藏两处”，他还为此写下一句赠言：“赠予杨季康——绝无仅有的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

­　　许多年前，杨绛读到英国传记作家概括最理想的婚姻：“我见到她之前，从未想到要结婚；我娶了她几十年，从未后悔娶她；也未想过要娶别的女人。”把它念给钱锺书听，钱当即回说，“我和他一样。”杨绛答，“我也一样。”

­　　1989年钱锺书的名作《围城》将要搬上荧屏前，杨绛为表达主题写了两句话：“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钱锺书很赞同杨绛的概括和解析，评为“实获我心”。

­　　钱锺书临终时有一只眼睛没合好，于是杨绛附在他耳边轻轻说：“你放心，有我呢！”钱锺书这才安然长逝。“锺书逃走了，我也想逃走，但是逃到哪里去呢？我压根儿不能逃，得留在人世间，打扫现场，尽我应尽的责任。”杨绛如是说，也是如是做的。她费尽心血整理了丈夫留下的几大麻袋天书般的手稿与笔记，从2003年开始陆续为钱锺书出版了《容安馆札记》、《钱锺书手稿集·中文笔记》等遗著。2013年，钱锺书的百余件私人书信、书稿险遭拍卖，又是杨绛挺身而出加以阻止。文/本报记者 崔巍

­　　“文革”时高喊“钱锺书不是反革命”

­　　记得“文革”初期，中国文学研究所有人在学部大院里贴出大字报，“揭发”钱锺书先生做了什么什么“反对毛主席”的事。一时间围观者甚众。不料就在当天晚上，杨先生竟亲自打着手电，拿了糨糊，在这张大字报边上贴出她自己署名的一张小字报，明确申明大字报所说的“绝无此事”。所里有几个自认为是“天生的造反派”的遂迫令杨先生拿了只破面盆，一边敲打一边自喊：“我是反革命家属。打倒钱锺书！”杨先生把“锣”敲得天响，却一边大声地说：“钱锺书不是反革命。”造反派喊道：“喊‘是反革命’。”她把锣敲得更响了，也更使劲地喊道：“就不是反革命！就不是的嘛！”

­　　钱锺书先生经过“文革”、“下干校”的多年耽搁，又因居所争端心情不悦，罹病过早去世，使他原来打算写的几部大书都未能完成，仅仅留下了一大堆手稿与笔记本，其中还有不少脱落的残碎纸片。这些繁重的整理工作，都是由一个自身体重不过几十斤、有时每顿只吃得下几只馄饨的百龄小老太太完成的。

­　　文/李文俊（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　　编审、荣誉学部委员）

­　　贰

­　　创造“翻译度”术语的翻译家

­　　杨先生指出西方语文与汉语的构造大不相同，“要把西方语文翻译成通顺的汉语，就得翻个大跟斗才颠倒得过来”。她创造出“翻译度”这一术语，并认为，翻译度不足就仿佛翻跟斗没有翻成而栽倒在地。她举出例子指明，在翻译西方语文的长复合句时，必须把原句拆开，按照各成分的主次、从属关系，用地道的汉语，重新组合，不能有所遗漏，也不能增添。内容不可增删，语气不可走样。好的译文还要能传达原作者的弦外之音和含蕴未吐的意思。

­　　文/薛鸿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　　她翻译时所用的中文都是有情感的

­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陆建德接受采访时说，现在很多外文翻译过来的东西读起来都很拗口，根本不像中文，可杨绛先生就会把外国文学变成非常地道的中文。在文学翻译上，她和钱锺书先生一样，都好像是有着一种神奇的力量，他们都是中国文化最优秀的代表。杨绛先生一直认为，如果仅仅是枯燥无味的翻译，那就根本无从体现我们祖国文化的魅力，所以她翻译时所用的中文都是有情感在里面的，是柔软细腻的。而且更难得的是，她会根据所要翻译的作品的内容来选择翻译风格，力求文字表达与它的内容是最为相称的。既有深厚的中文功底，在外语和外国文学方面也有着极高的造诣，正是这使得她能够在两种语言文字的转换间游刃有余。文/本报记者 崔巍

­　　叁

­　　重情义、认老友的普通人

­　　2004年，《杨绛文集》出版的时候，出版社希望杨绛能出席该书发布会或接受记者采访，但她说：“没有必要嘛，我是一滴水，不是肥皂沫，吹不成气泡的。”

­　　和杨先生交往这么多年，有两件事情让《杨绛文集》、《杨绛全集》责编胡真才印象很深。一次是前些年，《环球时报》曾经登过一篇写杨绛和钱锺书的文章，由于电脑操控失误，造成了几个错字。杨绛发现后向报社指出，结果报社给当事人以罚款处理。杨绛得知后，非常惊讶地说“是我害了那个小编辑”。当时杨绛那个愧疚惊讶的表情一直在胡真才脑海中挥之不去。

­　　第二件事情和编辑《杨绛全集》有关。“我因业务对口做了杨绛译本《堂吉诃德》的责编，王瑞为维护钱、杨作品版权做了很多工作，尽管我们两人现在都已退休，但杨先生重情义，认老友，还让我们做她的责编。”胡真才说。

­　　作为女性编辑，王瑞能感受到更多来自老人的温暖细节，“不知道为什么，你每次到她那里坐会儿吧，突然就感觉和外界的世界不同了。”让王瑞印象很深的是有一次，去杨先生家自己戴了一条围巾，没想到杨先生一看就知道那是用什么针法织出来的，“原来以前锺书和钱瑗的很多衣服围巾都是她自己织的。”

­　　文/本报记者 罗皓菱

­　　清华大学师生

­　　默悼校友杨绛先生

­　　（记者 雷嘉）昨晚9点，与清华大学同龄的老图书馆门前，近千名清华师生聚到一起，静默无声地悼念与清华同龄的校友杨绛先生。

­　　“老图”是当年杨绛与钱锺书先生读书、做学问和谈恋爱的地方。至今馆里仍保留着她的专座。昨天杨绛去世的消息传来后，“今晚去老图送送先生”的约定在清华师生的朋友圈、网络社区里迅速传开。

­　　北京青年报记者在现场看到，昨晚8点半，陆续有人开始赶到这里。学生会有人在地上用蜡烛摆出心形，并向同学分发白菊花。到9点已经有近千人聚集，但现场一片静默。

­　　一名学生在印有杨绛先生头像的背板上一笔笔写下：“我和谁也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热爱生命，其次就是艺术；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同学们则依次献上白菊花。

­　　北青报记者注意到，现场还有清华附中、附小甚至幼儿园的小朋友跟父母前来。材料学院的李姓教授和妻子、女儿一起赶来。虽然6岁的女儿还懵懂不知发生了什么，但李教授说：“我们就是想让她从小知道什么样的人是值得尊敬的。”

­　　就在一个月前，清华105周年校庆时，清华颁发了杨绛先生捐资设立的“好读书”奖学金。

­　　2001年，钱锺书、杨绛把稿费和版税捐赠给母校清华，设立“好读书”奖学金。截至2016年，该奖学金捐赠累计逾千万元，惠及学子上千人。在捐赠式上，杨绛说了三句话：“1995年钱锺书病重时，我们一家三口共同商定用全部稿费及版税在清华设一奖学金，名就叫‘好读书’，而不用个人名字；奖学金的宗旨是扶助贫困学生，让那些好读书且能好好读书的贫寒子弟，能够顺利完成学业；期望得奖学金的学生，永记‘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清华校训，起于自强不息，止于厚德载物，一生努力实践之。”

­　　摄影/本报记者 郝羿

­　　生前曾表示

­　　“不开追悼会不受奠仪”

­　　“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昨天凌晨1时10分，杨绛先生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此时距她的105岁生日还差不到两个月。就在上周末，还有媒体爆出先生病危的消息，但很快有家人及朋友出来辟谣，称她只是因轻度肺炎和肠梗阻入院调养，病情已经被控制住，不料如今噩耗突发。

­　　昨天下午5点，北青报记者来到三里河南沙沟小区，杨绛先生的寓所就位于小区内。小区门口保安表示，这是封闭小区，如果有卡可刷卡入内，外人不得进入。在小区门外空地上，站着三家媒体的工作人员，现场还架起了直播设备。经过40多分钟等待，并没有看到有吊唁人员进入小区。

­　　据悉，杨绛生前曾留下遗嘱，希望自己的身后事能低调处理，起码要待火化后再发布正式讣告。2012年3月，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陈奎元前来看望时，杨绛当时就后事提出三项要求：“一、我去世后，不开追悼会；二、不受奠仪；三、至多七八至亲送送。”

­　　杨绛先生生前曾在中国社科院外文所工作，25日中午北青报记者电话采访社科院外文所所长陈众议时，他透露前天刚刚去医院探望过杨先生，当时杨先生的状况很正常，没有什么不好。25日他对新华社记者说：“杨绛先生希望用最简单的方式安静地离开这个世界，不惊扰大家，不麻烦大家。我们感谢大家对杨先生的关心，同时呼吁媒体和全社会尊重她的意愿。请让杨先生安静地离开，和她挚爱的丈夫、女儿在另一个世界幸福团聚。”

­　　文/本报记者 崔巍

­　　摄影/本报记者 袁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