堪比春运的儿科门诊 流感肆虐输液室里一座难求

　　岁末年初，各大医院儿科诊室堪比“小春运”，候诊大厅水泄不通，输液室里一座难求。

　　省妇幼保健院儿内科，每天接诊量逼近2000人，比去年同期增加70%至80%，即使采取取消午休、延迟挂号等应急措施，每天下班时间还有两三百名挂了号的患者“积压”；武汉儿童医院香港路门诊，值普诊夜诊班的5名医生一上班就压力巨大，近1000位患者焦灼等待，从大内科抽调医生支援，最高峰时外援达12人；襄阳市第一人民医院儿科急诊，进入“黑白颠倒”模式，白班上到月色朦胧，夜班值到中午时分，医生平均每天工作超过10小时。

　　一场流感，儿科医生更显捉襟见肘。然而，这绝非一城一地、一朝一夕。

　　据世卫组织发布的标准，如果每千名0至14岁儿童拥有的儿科医生数在1名以下，那么儿童疾病死亡率就会飙升。在发达国家，比如美国、日本，这个数字分别为1.6名、3.9名。在我国，即便是医疗发达地区，每千名0至14岁的儿童平均拥有的儿科医生数量也只有0.53名，差不多是一位儿科医生要管2000个孩子；而在医疗发展较为落后的地区，一位儿科医生几乎要应对5000个孩子。

　　医疗圈里流行有一句顺口溜，“金眼科银外科，一钱不值是儿科”。据中华医师学会儿科分会的一项调查发现，儿科医生的工作量是成人科医生的1.68倍，但收入却不对等，只有成人科医生的76%。因此，在中国医疗资源不断增加的大背景下，儿科医生数量不增反降，95%的二级以上医院都缺儿科医生。

　　除了受从业环境影响，还有一部分历史欠账。1998年，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删除儿科学，医学院陆续撤销儿科学专业，致使儿科医师日益凋敝。

　　“医生从儿科接踵而出，患儿却不断涌进医院大门。”武汉儿童医院院长邵剑波坦言，随着二胎政策的放开、生育高潮的到来，儿科医患的供需矛盾仍将加剧，因此加强儿科队伍建设的思维必须融汇在医改的顶层设计中，并且要提速。

　　一再遇冷的基层医疗

　　即便延长儿科医生工作时间，也解决不了儿科看病难的问题。日前，江苏某医院儿科就贴出一纸通知，大意是：儿科医生长期超负荷工作，多人病倒，请家长就近选择其他医院就诊。

　　这封“劝退信”道出医生的无奈，也暴露出医疗体系的软肋。

　　长期以来，优质医疗资源的虹吸效应，造成大医院人满为患、基层医院门可罗雀的尴尬局面。这种现象，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看病难。卫生部门不遗余力地推动分级诊疗，并采取激励措施，合理分流患者，缓解看病难。然而，横亘在患者与基层医院之间的不信任犹如磐石，导致分级诊疗蹒跚移步，艰难行进。

　　作为我省最大的儿童专科医院，武汉儿童医院看的最多的病是什么？感冒、发烧、咳嗽。

　　而这些疾病真的需要去最知名的医院、找最权威的专家看吗？采访中，儿科专家的答案一致——普通感冒不用处理，一般数日好转；如果高烧超过3天、发生高热惊厥等症状，社区医生也能有效处理，病情严重者再转诊到上级医院。

　　一项政策从出台到落地，并真正按照改革的理念去实施，有很长的路要走。

　　2016年，武汉儿童医院牵手百余家医院，组建湖北省儿科联盟。联盟一边为基层儿科“造血”，培养“火种”医生，一边无缝对接绿色通道，强化重症患者转诊。据悉，2017年该院接收上转疑难危重症患者1750例。“‘小病进社区，大病找医院’虽然提得很多，但实现却非易事。”省妇幼保健院儿内科主任医师许慧称，在儿科医生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大力发展全科医生，完善儿童分级诊疗医疗体系，并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儿科领域，已是当务之急。

　　尊重儿科医生

　　众所周知，儿科是医患关系的“重灾区”。漫长的等待、人山人海、充斥着小孩子屎尿味完全不流通的空气，成为很多人对儿科不太美好的回忆。

　　“诅咒算好的，动手殴打的也经历过。”湖北省一家三甲医院儿科主任深有感触。在他看来，当家长们在医院的走廊里，释放着等待的怒气时，他们并不清楚，自己的对手不是医生，而是一场死死拖住儿科的“慢性病”。

　　儿科患者多是不能清晰表达症状的小孩子，做检查时也很难从头到尾很好配合。正因如此，儿科看一位患儿通常需要几倍的人力和时间，这从客观上加大了候诊时间，从主观上为医患矛盾埋下隐患。加上一个孩子生病，最夸张时有6个大人同时在医院里陪伴，“摩擦系数”很容易被放大。于是，儿科陷入“儿科医生少-就医体验差-医患纠纷多-医生更不愿意留在儿科”的恶性循环。

　　而我们身边，仍在坚守的儿科医生，让人充满敬意。“尊重儿科医生就是爱护我们的孩子。”留言板上，一位网友的点评激活许多人内心的期盼。生命的托付与生命的呵护，本就脉动着深深的医患温情，彼此敬重，良好医患关系的回归才有可能。（湖北日报全媒记者崔逾瑜通讯员温红蕾龚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