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减税降费将有哪些特点？ 着力点在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上

­　　做好稳预期，是财税改革顺利推进的关键

­　　中国新闻周刊：针对企业减税降费，还有一个大家比较关注的话题就是社保降费，下一步的工作重点是什么？

­　　刘尚希：社保降费的问题，其实更多的是涉及大量中小微企业，因为这类企业过去缴费大都不太规范，甚至有些企业直接逃费。所以现在一提出要规范缴费，交由税务部门征收，就给中小微企业带来较大的不确定性，甚至带来更大的担忧。比如担心会“秋后算账”，会要求补缴此前漏缴或未缴的社保费等。我们在新闻报道中也能看到，一些小微企业因为这种担忧而选择退出市场，注销企业等，这就涉及稳预期的问题。

­　　所以从社保降费角度，无论在征缴方面，还是在社保体制改革方面，都需要进行一个重大的改革。严格征缴是对的，但过高的社保费率也应降下来。我觉得要朝着“适度的费率”和“更宽的费基”这个角度做文章。

­　　首先，缴费的面要扩大，如果只是少数企业交钱，收到的钱是有限的，即使费率很高，可能还是会入不敷出，收不抵支。其次，适当地下调费率，同时要严征管。当然，在给付标准上，比如养老金支付水平增长如何调整等，还要有一套规则，给大家一个预期。

­　　我认为，涉及社保费率和征缴方式，不光要给企业一个预期，同时还要给社保缴费受益人一个预期，这也是很重要的，不光是养老保险，还有医疗保险等，都需要给受益人预期。如果对这些涉及民生方面的政策没有稳预期，仅仅针对企业做文章，那么这项制度是不完整的。否则老人可能会担忧社保费率下降后，养老金没有保障，医保费率下降后，医疗费没有保障。这就涉及社会保险制度的改革，必须是综合性的、一体的。

­　　现在中央提出来“六稳”，其中稳预期不仅针对市场主体，也针对社会成员，针对不同的利益群体和不同的阶层，不仅经济方面要稳预期，民生方面也要稳预期，不能搞过高的承诺，更不能去“吊胃口”。如果老百姓有预期了，企业有预期了，那么社保改革面临的压力就能得到化解，否则这些压力都会叠加到政府身上，政府就难以权衡取舍。所以在改革中，预期和沟通工作做好了，很多压力就化解了，改革方案的推出就会顺利得多。

­　　在现代社会，政府和市场的沟通，和企业的沟通，和老百姓的沟通，和利益群体的沟通，我觉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因为任何一项改革，尤其是财税方面的改革，一举一动都关乎老百姓的“钱袋子”，都关乎老百姓眼前和长远的利益，所以这种充分有效的沟通，对财税体制改革，社保体制改革，以及当前减税降费政策的实施都是至关重要的。

­　　中国新闻周刊：对于政府而言，同样需要在财政收入上稳预期，在你看来，如何在减税和增收之间获得一个平衡？

­　　刘尚希：的确，现在面临新的形势，经济下行会带来减收，减税实际上也会带来减收，社保降费同样会带来减收，这些都会给财政带来支出压力。因为原有一些刚性的社会性支出，比如教育、医疗、社保等支出很难减少，如此一来，收支缺口就会扩大，在这种情况下，不得不适度扩大赤字，提高赤字率，债务也就要适度地增加。

­　　但是综合来看，适度地提高赤字率，扩大债务，风险是可控的。因为我们对风险要综合考虑，对财政来说，虽然财政风险扩大了，但由此化解了其他公共性风险，比如经济下行的风险。所以，在财政的风险和其他公共性的风险之间要有一个权衡，这也是制定财政政策的基本原理。

­　　也就是说，不能仅看财政自身平衡的问题，否则可能财政风险小了，但其他公共风险大了，尤其是经济领域的公共风险大了，而在经济下行趋势下，税基、税源都在收缩，反过来又会增大财政风险。所以怎样为培育新动能发挥财政的作用，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去实现中央提出的“六稳”，兼顾短期和长远，结合总量和结构。不仅财政可持续，同时经济社会的发展也要可持续，公共风险大了，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持续；财政风险大了，财政也不可持续，这都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

­　　要做到可持续，实际上就要对各种各样的公共风险和财政风险进行综合平衡，在计划经济时代，我们有四大平衡，比如外汇收支平衡，信贷收支平衡，财政收支平衡，物资供求平衡。现在在新时代、新条件下，主要的平衡应是风险的平衡，我认为这是至关重要的。如果公共风险大，就适当地加大一点财政风险去化解，财政政策的力度就要更大一些；如果公共风险小了，那么财政力度就可以降下来，财政风险就会变小，两者之间平衡就都能实现了，不仅实现经济社会的整体可持续，同时也能实现财政自身的可持续。

­　　中国新闻周刊：但是，财政自身的风险该如何化解？

­　　刘尚希：财政风险疏解的主要途径有三点，一是财政管理，二是财政绩效，三是财政收支缺口。以财政绩效为例，绩效提高了，一块钱变成两块钱花，相当于省了一半的钱，风险自然减小了。

­　　通过化解风险，经济发展的动力更足，新动能更大，意味着税源更多，财政收入就能增长。即使实行减税，降低税率，但在扩大税基的情况下，财政收入扩大了，财政风险就降低了。

­　　当然，在民生保障和改善方面，也应该给老百姓一个预期，要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而非超经济发展水平去搞高福利，否则可能出现类似西方国家的福利危机，实际上，这也是风险的平衡。

­　　所以，财政问题非常复杂，财政财政，不光有“财”，还有“政”，这个“政”包括“政权”“政治”和“政策”。“财”和“政”紧密关联，而“财”本身就是和经济联系在一起的，“政”是和老百姓联系在一起的，只有老百姓认可，政治才能稳定，这也是财政政策制定的逻辑和方向。

­　　《中国新闻周刊》2019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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