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的宏观分析

　　内容提要：存在巨额对华贸易逆差，是美国单方面挑起贸易战的主要借口。然而，无论从统计口径、计算方法看，还是对比中美两国企业在对方市场的销售总额，美国对华贸易逆差都被大大夸大了。过度消费、储蓄不足是美国贸易逆差形成的根源和逻辑起点，巨额财政赤字是美国贸易逆差形成的重要原因。美国数十年来保持巨额贸易逆差，显然不是被迫之举，而是因为能够从中获得好处。美元作为国际贸易支付手段和储备货币的地位，决定了美国可以借助不断扩大的贸易逆差，一方面源源不断地获得物美价廉的商品，另一方面通过美元回流购买美国国债获得大量廉价资金。科技优势及在全球产业链所处的高端位置，决定了美国在长期保持贸易逆差的同时仍能成为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美国挑起贸易战，是逆经济全球化时代潮流、违背经济规律的鲁莽霸道行为，危害世界经济复苏的大好局面，最终也会害了美国自己。今天的中国拥有巨大的国内市场，经济韧性强、回旋余地大，完全有条件、有能力应对任何风险挑战。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脚步。

　　近一段时间，美国蓄意挑起对中国的贸易战，主要借口是美中之间存在巨额贸易逆差，美国吃亏了。那么，中美贸易的实际情况究竟如何？美国长期保持贸易逆差是吃亏还是占便宜，其对华贸易逆差形成的真实原因是什么？美方奉行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对输美商品加征高关税，能否减少贸易逆差？对于这些问题，有必要从宏观经济角度分析清楚。

　　被夸大的美国对华贸易逆差

　　细加分析不难发现，美方统计口径夸大了美中贸易逆差。美国商务部统计，2017年美国从中国进口货物5056亿美元，向中国出口货物1303.7亿美元，美中货物贸易逆差为3752.3亿美元。而据中国海关统计，2017年中国对美国出口货物4297.5亿美元，从美国进口货物1539.4亿美元，货物贸易顺差为2758.1亿美元，比美方统计的美中贸易逆差少994.2亿美元。中美对双边贸易额的统计历来存在差异，而且差异不断扩大，主要原因如下：一是美国未考虑转口贸易及其加成加价因素，从而夸大了美中贸易逆差。二是美方统计货物进口额按到岸价格计算，包含了从中国口岸到美国口岸所发生的国际运费、保费等，而统计货物出口额按离岸价格计算，不包括上述费用，这种计价方式也夸大了美中贸易逆差。还应指出，中国居民赴美旅游时大量购物，实际上属于美国的货物出口，而按现行国际标准是作为服务统计的。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数据显示，2017年服务贸易旅行项下，中国居民在美国的支出达321.8亿美元。因此，分析美中货物贸易逆差，应考虑美国在服务贸易领域对中国存在巨额顺差这一重要因素。

　　按照贸易增加值方法核算，美中贸易逆差会大幅度减少。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许多商品实际上是多国共同生产的，在一个国家组装，而零部件来自其他国家。众多“中国制造”的零部件和技术来自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供应链，中国在加工、组装环节形成的增加值只占最终产品价值的一小部分，却按照最终产品价值全部计算到中国出口额上。这种不合理的计算方法，是夸大美中贸易逆差的又一个重要因素。世界贸易组织和经合组织等从2011年起倡导以“全球制造”新视角看待国际化生产，提出以“贸易增加值核算”方法分析各国参与国际分工的实际地位和收益，并建立了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以2016年为例，据中国海关按照传统贸易总值的统计，中国对美顺差额为2507亿美元；但若根据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从贸易增加值角度核算，中国对美贸易顺差为1394亿美元，较总值方法减少44.4%。更何况，美国禁止其高科技产品和技术向中国出口，是人为扩大美中贸易逆差的重要因素。有研究表明，如果美方撤销对中国的高科技出口禁令，美中贸易逆差可以减少35％左右。

　　美国在中国的商业利益比出口贸易数据所显示的要大得多。美国出口贸易数据没有包括在中国运营的美国子公司在华销售额及其为母公司创造的大量收入。实际上，美国企业在中国的销售额已大幅度超过美国对中国的出口额。根据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数据，2015年美资（含美资参股）企业在华销售额（包括商品和服务）高达4814亿美元，远高于中资企业在美国256亿美元的销售额，也大大超过美国对华出口额。由于美国企业跨国经营占有突出优势，德意志银行2018年6月的研究报告认为，美国在中美双边贸易中获得了比中国更多的商业净利益。据其计算，2017年美国享有的净利益达203亿美元。因此，评估中美经贸关系，仅看中美货物贸易差额是十分片面的。美国以美中之间存在巨额贸易逆差为借口向中国挑起贸易战，是站不住脚的。

　　美国长期贸易逆差的成因及从中获得的利益

　　其实，近半个世纪以来，美国在绝大多数年份都是贸易逆差国，其贸易逆差并非因中国而产生，也不会因中国而终结。美国出现货物贸易逆差始于1971年，在到2017年的47年中，除了1973年和1975年，其余年份都是逆差，逆差额逐渐扩大，2017年已达到8075亿美元。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和科技强国，美国数十年来保持巨额贸易逆差，显然不是被迫之举，而是因为能够从中获得好处。

　　美元作为国际贸易支付手段和储备货币的地位，决定了美国可以借由贸易逆差向全球征收铸币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确定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货币与美元挂钩，确立了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经济危机和美元危机频发，到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美元不再与黄金挂钩。但由于美国有发达开放的金融市场，美元流动性强，美元资产收益稳定，加上历史原因，没有其他货币能够取代美元的地位，各国为了发展国际贸易和投资，仍然需要以美元作为主要支付手段和储备货币，这就导致流出美国的美元在海外不断沉积。对美国来说，1971年以后，美元已不再承担稳定国际货币体系的责任，因此可以不顾别国利益而根据自身需要滥发美元，向全球征收铸币税，用以弥补美国持续增加的财政赤字。其渠道就是借助不断扩大的贸易逆差，一方面源源不断地获得物美价廉的商品，另一方面通过美元回流购买美国国债获得大量廉价资金。外国购买美国10年期国债平均收益率为3%左右，而美国跨国公司在海外投资平均收益率比3％高出数倍。大量廉价商品和廉价资金输入，降低了美国物价水平和利率水平，使美国即使在经济繁荣时期也能不受通胀之苦，每个美国家庭每年都能节省不菲的支出。如此看来，贸易逆差不仅没让美国吃亏，反而让美国占了大便宜。占了便宜的美国，回过头来却以贸易逆差为由向别国发动贸易战，显然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其意图无非是想用不讲理的办法从别国获取更多利益。

　　科技优势及在全球产业链所处的高端位置，决定了美国在长期保持贸易逆差的同时仍能成为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受益国。美国长期居于全球产业链的顶端，在高端芯片等核心技术、高端制造业和金融等高增值服务业上一直占据世界领先甚至垄断地位，因此获取了整个产业链的大部分利润。而广大发展中国家承接的是生产加工组装等低附加值环节，只得到小部分利润。发展中国家出口到美国的货物中，劳动密集型产品和低附加值产品占很大比重。美国可以用少量的高附加值产品交换大量的低附加值产品。所以，认为贸易顺差一方占便宜、贸易逆差一方吃亏，这是一种错误的认知。一国从贸易中获得的收益并非只来源于数量和顺差，更取决于贸易的结构和质量（附加值和利润）。正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奥布斯特费尔德所说：“双边贸易结构反映的是基于各国比较优势的国际劳动分工”“将一国总体贸易顺差等同于贸易福利是错误的，将双边贸易逆差视为从贸易中失利更是错上加错”。在国际贸易中吃亏了的言论从美国人口中发出，实在是非常荒诞和讽刺。

　　国内储蓄不足、投资大于储蓄的状况，也使美国保持长期贸易逆差具有必然性。统计数据显示，美国贸易逆差与其投资大于储蓄呈现正相关关系。在1971年至2017年的47年中，除了1973年和1975年货物贸易顺差的年份储蓄率（总储蓄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略高于投资率（投资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其余年份都是投资率高于储蓄率。投资率与储蓄率差距越大的年份，贸易逆差也越大。储蓄是指收入没有被消费的部分，投资是指资本存量增加的部分。储蓄等于投资是宏观经济学的一个恒等式。当总储蓄与投资总额存在缺口时，就会出现贸易逆差。大量美元通过贸易逆差流出美国，再通过资本账户回流购买美国国债等美元资产，以弥补美国政府的巨额财政赤字。所以，美国贸易逆差形成的根源和逻辑起点是过度消费、政府和居民储蓄不足，重要原因是美国政府的巨额财政赤字。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也指出：“美国的问题不在于中国，而在于国内储蓄率太低了”“如果美国的国内投资仍然高于储蓄，就必须进口资本，并产生巨额贸易逆差”。2017年美国国债总规模达到20万亿美元（其中6万亿美元为外债）。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估算，美国财政赤字到2020年将超过1万亿美元。可见，美国减少贸易逆差的出路不是挑起贸易战，而是提高国内储蓄率，并减少财政赤字和负债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