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新行长易纲是一名教师 也是坚定的改革派

　3月19日上午，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七次全体会议上，易纲被提名并选举为新一任中国央行行长。至此，周小川正式结束十五年的央行行长生涯，央行迎来新掌门人。

　　一个有趣的细节是，在当天人民大会堂里公布选举结果时，易纲在会场里拿着本子和笔认真仔细地做着选票结果的记录。当念到他的投票结果时，他面部表情并无明显变化，仍是微低着头记录着。即便在会后被媒体围堵得里三层外三层，易纲泰然依旧，当被问及当选感受时，他表示，“我的内心是平静而庄重，使命神圣和光荣”。

　　易纲集海归学者和实干派官员为一体，是既具国际视野，又深刻了解中国实情的技术性官僚。专业、稳健、务实是外界对他的一致评价。作为需要专业素养且兼备国际视野的一国央行行长一职，易纲的履历担得起这个位子。此前在央行工作期间，他是人民币汇改和人民币国际化的策划人和深度参与者；得益于工作和海外留学的经历，他又对货币政策有着深刻的研究和理解；而当他开启统领央行新时期之时，这些问题会继续成为他任期内的考验，更具挑战的是，在当前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重要性之时，易纲所面临的“拆弹”中国金融风险的任务更显艰巨且急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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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纲的求学经历，似乎预示了央行是他最合适的工作选择。

　　易纲称得上是个学霸。他以“文革”后恢复高考的“新三届大学生”的时代烙印，在1977年考进了北京大学经济学系。

　　但易纲的求学经历并未止于北大。1980年北大毕业后，易纲前往美国继续求学6年，分别在哈姆林大学工商管理专业、伊利诺伊大学经济学专业学习，并获经济学博士学位。此后便在印第安那大学经济系任教长达8年，且年仅34岁便在印第安那大学获终身教职。

　　在印第安那大学任教期间，易纲写了多篇研究中国货币需求问题的文章，通货膨胀则是其在研究中国货币需求中最为重要的因素，也是他后来所一直关注的中国经济问题的核心。这项研究持续了十余年，并在2003年将多年研究成果集结成一本名为《中国货币化进程》的专著。此外，1999年，易纲和他人合写出版的《货币银行学》，在日后也成为中国经济学界的经典教科书。

　　学者这个身份一直伴随着他。即使进入央行任职之后，他依然热爱研究，主要的研究领域为计量经济学、货币银行学和国际金融。他的研究成果，被国际组织、国内外学术界和政策研究界的学者多次引用。

　　2009年，时任央行副行长、国家外汇局局长的易纲出版了《中国金融改革思考录》，该书主要收录了其在2003年~2009年间的研究文章。在该书的开篇自序中，易纲仍自称“我是一名教师”。他提到，“我还有勇气出此书是因为我的文章是用心写的，在每篇文章的特定背景下，我想到前沿去了，我希望并相信能给年轻人以启发和帮助。”

　　坚定的改革派

　　易纲是在1994年回国的，起初与林毅夫等人发起组建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并担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他与央行的“缘分”，从1997年担任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正式开始。

　　1997年也正值亚洲金融危机爆发，这对中国当时进行的金融改革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反对金融业改革开放的保守声音甚嚣尘上。1998年初，易纲与现任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合写了一篇分析拉美国家债务危机和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文章，建议资本市场开放要继续推动但需渐进有序，并实行有弹性的汇率政策。

　　易纲早年对人民币汇率、资本项目开放和外汇储备的研究，成为他在2009年后担任国家外汇局局长的有力理论支撑，这也使得他成为人民币汇改和资本项目可兑换的重要谋划人。

　　与周小川一样，易纲是个坚定的改革派。在他担任国家外汇局局长期间，中国的外汇储备一度直逼4万亿美元，管理规模如此庞大的资产并实现保值增值，易纲选择的解决方案就是多元化的投资，不再单调地投资美国国债，而是放眼全球金融资产。为此，他也在国际金融市场上聘请了一批专业人士，引入市场化投资的理念。

　　易纲在担任国家外汇局局长之初，就强调外汇管理要顺应时代潮流，从重审批向重事后监管转变。他还提出了从“有罪假设”转变到“无罪假设”，逐步从“法无明文授权不可为”转为“法无明文禁止即可为”等法治思想。

　　上述改革思路一直延续至今。去年末，他撰文指出，我国将在2018年正式实行全国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实行负面清单制度意味着有两大重要转变：一是它打破了各种形式的不合理的限制和隐性的壁垒，把整个市场的剩余决定权都交给了市场；另一个则是政府从重视事前的审批，转变为加强事中事后的监管。